晚安

钟Sir的离去有些让人猝不及防，前几天抖音还曾刷到他的“怼脸教你做人”短视频，昨晚就不停刷出港星们纷纷去医院看望他，看到其中有人说到在跟昏迷的他说话的时候，大致就猜到已不在ICU里了。

许先生可能是我在港星中最喜欢的一位，没什么特别的缘由，也没什么特别让我觉得旷世脱俗的作品，只觉只要看到他就想笑，角色演的越狠就越想笑，也许就是因为方钟Sir这个角色在我心中留下了顽固的底色。

方钟Sir、欢喜哥，以及那个跟陈奕迅、郭富城就着辣椒喝二锅头，“热气就会分为两路”的压根不知道角色叫什么的角色，每每在短视频上刷到几乎都会停下来看完为止。在这个宏大的年代里面，却越来越不关心弘毅之人，只会去感恩与缅怀那些带给过我快乐和帮助的存在。若宏大之下无幸福，则宏大于我无意义，甚至有害。

昨晚睡前刷到有人在评点电影《冈仁波齐》里面的最后一句话，读来感觉也刚好映照了我这两三个月的心境变化。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正确的，神山圣湖不是重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也许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都不重要。

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五百阿罗汉没有一个流眼泪，只有阿难在哭。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你不能哭，我很早以前就和你说过所有喜欢的东西、最疼自己的人、最美的事物都会失去，你没有必要为此伤感。

爱往往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们修行是为了安定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随缘不攀缘，你只是恰好路过别人的世界，但不能主宰，包括你的父母、爱人、孩子和朋友。

晚安，外公。

晚安，爸爸。

晚安，奶奶。

晚安，豆豆。

同样的，晚安，方钟Sir。

我相信在某一个轮回、某一个宇宙，我们会在一个跟原来差不多的威灵顿街角早餐店里再会，也许已是陌生人，但仍会轻声的跟你说一声，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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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实质性的站在了司法的背后，对与之有明或暗的利益关联的“偷窃型”企业进行了保护，不仅仅破坏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最终会导致无人会追求真正的创新。

房屋限购政策等实质上均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

当国企的不计成本、亏损也可持续经营的模式，让私营企业如何能够与之竞争？市场如何能够获得真正可持续经营的竞争环境和价格信号？

泛滥而任性的巨额补贴政策，导致经常出现高端高质量的产品无法与正符合补贴范围的低端低质量产品竞争，无论是企业沉迷补贴无意发展高端产品还是原高端产品制造商被劣币驱逐，在补贴无法维继或按计划取消时，整个国家的对应行业了失去了竞争进入高端高质量市场的能力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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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短视频和网红推广带来的舆论形态模式，会让人错误的判断一个公司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以至于错误的判断其销售和盈利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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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者基于国家的封闭为前提来获得或维持利益，那么国家重新开放的阻力也将越来越大。

股价只在你需要或认为有利可图时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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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习得的道理，如同一页页的书页，也如同书页一般并非后一页的一定比前一页的更对，但新的一页页覆盖之后，总是会忘记一些过去那些更对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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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部分时候，趋利和避害是两件事情，趋利往往会带来可能的风险，而避害则很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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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股市中获胜策略可重复性是否存在的焦虑：

    (1) 感觉没有多少机会才是对的情况：市场中真正相对获胜几率较高的标的是罕见的；

    (2) 本金较少的时候没有必要过多分散投资；

    (3) 回报率带来的本金重复增值才是财富较快上升的核心。

在投注某一个标的后、完成退出前往往有较长的时间寻找下一个标的，这时候如何去：<1>对抗无趣的无操作时间；<2>确定一个准确的标的确认标准；<3>确定一个相对固定的卖出原则来“管住手”。

要重复的只是较高概率下的本金增值操作，而非交易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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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否本身就与上市公司身份存在者不可调和的对立？

原则中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利润对人民进行分配（分配方式当然不一定是直接对全体人民进行分红，比如利润注入社保、承担针对全体人民的公共卫生环境等改善等）

上市公司：对股东利益负责，即使在这些年的治理文化变化下，也仅仅扩大到跟企业有关系的人群和环境等方面，那么如果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有利于股东中的人民，而对非股东的人民有害，上市公司要对那部分人民负责？

只要存在这些最基本的逻辑矛盾，国有上市公司就会是一个矛盾的所谓“市场主体”，面对几乎无法解开的道德困境和原则矛盾。

同时，国有企业又去承担大量的非以利润为目标的、非企业战略上的、甚至明知亏损而进行的投资，承担着本应有政府财政直接承担的部分对人民的责任，这些都是与上市公司对股东利益负责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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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主义”，防止其成为“宗教”/邪教的最基本可能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其每一个主义性后的原则与其现实操作/施政的行为进行不厌其烦、事无巨细的逻辑钩稽和审查，欺骗/诈骗在这样的无需过多资源需求的脑力活动中应可分辨出大部份。

核心基础：控制住情感面，因对方主要利用的就是强烈的情绪去操控对方。

舒适圈里的毛豆炒鸡

突然想吃我妈一直做的毛豆炒鸡，下单买了点毛豆，送来之后发现错买成了没有剥去荚衣的原始版本，只得自己动手一个个去剥开。剥了几个之后突然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应该做过这活儿，应该是在外婆家的时候吧。自小我是在分不清是在城南还是城西的外婆家长大的，好像“去过的城市”里看地图最少就是自己长大的镇江，感觉是个圆形的城市，站在地上知道怎么走，但硬要去说又说不太清楚具体的东南西北，也许这才是家乡。

初中之前的寒暑假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有时候，会跟着外公或者外婆坐在那破破小小的阳台上看外面的云彩，想着分别像个什么东西。当遇到大雨天的时候不仅会感受到那股盛夏里的清凉，大院子里还会偶尔积攒起没到脚踝的雨水。那时候的淹水，不会被上升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的层次，就连这么个词儿都还没出现在我的甚至大部分人的脑中，大家都认为雨大了淹个水，理所应当的嘛。甚至是一件有点开心的事情，不仅意味着可以有一个清凉的夏梦，也可以当下就下楼去水中扑打几下快活快活。

外公单位的家属区里基本都是随着部队南下打仗后转业的山东老兵，大部分人一生就在这个单位和马路对面的家属区里生活着，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马路上操着一口山东口音聊天度日。我小学之前除了在幼儿园上学的时间外几乎都生活在这里，据爸妈说上小学之前我也操着一口山东口音，怕我纠正不过来被同学嘲笑。我却没有这个印象，当时的同学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也或许就因为这句话，后来无论是镇江话、上海话、广东话等，几乎都不愿意去学，心想既然有了标准解决方案，为啥还要花时间去学那些非标业务。

最近还真听到好几个人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追求，就是想出去看看，而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出去看看会有大的快乐。也许是因为这样生长过程吧，我更喜欢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里呆着。很多人说这叫舒适区，又会有很多人PUA你要走出舒适区。然而既然那么舒适，干嘛要走出去？是我走出去感到痛苦了，才能实现你的某些针对我的目的么？

自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总是与告别和死亡相伴。告别的往往能够好好告别，死亡的却都没能够告别。封城之前，带我长大给我做肉包饺子吃的外公很突然的就逝去了，因为基于当时的疫情政策不让举行告别仪式，连遗体都没有见到。封城之中爸爸癌症复发很快的就走了，最近觉得虽然陪他看病开刀的时候有一些陪伴重病将死之人的痛苦感受，但是毕竟到了封城前他已经恢复到可以任性的自己开车从上海回镇江的状态，所以这样的突然离去，对于被封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的我来说几乎接近于亲人车祸猝死的感受。悲伤不是前置酝酿的，而是后续缓缓的释放。封城之后，奶奶在毫无预兆下几乎是一天内就走了，依然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但毕竟99岁的人，对我们孙辈的人来说，悲伤没有那么的强烈。于是上上辈里面就只剩下了外婆。

其实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切都只是时间到了，但生命并不因为理性才让人觉得美好，哪怕是为了解释不美好发生的原因来让人觉得美好依然的理性。有一种舒适圈，是因为你的祖辈、父辈、亲人、朋友、爱人、宠物等等都依然美好，所以你才会一直生活在不自知的心安理得之中，你会抱怨这些人的某些行为习惯，抱怨这样生活的无聊想出去看看，但是当这些你无法割舍的东西不在或进入了注定即将不在的过程的时候，你不会告诉自己你只是在走出舒适圈，你会不适应、痛苦、煎熬、悲伤、痛哭流涕。

我刚来上海上学时候，我爸每次开车来带我从乡下到城里的时候，会经常炫耀自己对上海的路是多么的熟悉，根本不需要看地图，甚至后来刚开始有手机导航的时候会经常因为导航的干扰而开错路。但是慢慢的，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新月异，上海逐渐不是他记忆里面那个上海，他每次过来要么是我在给他指路，要么就是听着导航来找地方了。拥有舒适圈本质上是一种幸福，而不是一种懒惰，就如同你回到自己的小城，如果已经完全无法让你轻松而自信的找到曾经很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失去了你的家乡，就如我现在每次回到镇江再也没人会在闸机口等着拉着我走向车库的感受。人心的归处，不过是有一群会开心叫出你名字的和你会快乐的呼喊他们名字的人。

舒适圈真的挺美好，别听他们瞎几把忽悠。

为了相见的分别

很早就听说过“香港四大才子”中有一位叫做蔡澜，但知晓此名号的缘由自然是因为其中有更为出名的金庸先生，所以长年以来也就仅仅是知道蔡澜这个名字，甚至连样貌也不甚清楚。直到最近几年逐渐的在各种媒体平台上看到一些关于他的节目剪辑、书籍摘要以及参加的综艺节目等，慢慢开始对其熟悉并觉得有趣起来。觉得有趣并亲近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蔡生一生所展现出来的活着的气质，很多都跟我以前的想法甚至做法不谋而合。

常人粗略扫几眼蔡生在各平台上的视频大致应该会得到一个类同的印象：活的非常潇洒、似乎很有钱、成名一辈子、号称有很多女朋友、香港人说其很有才华、一个整天笑眯眯的不太正经的老头子等等。价值观相对开放松弛之人大致会认为此人坚定的践行了嬉笑人生、恣意江湖；反之的则可能对其嗤之以鼻，认为毫无道德底线、没有奋斗精神整天吃喝玩乐、是个老不正经。当然，我并不亲身认识蔡生，无法窥看其真实内心到底是如何的光景，但从我浅浅的人生经验获得的对其的理解判断，蔡生应该大致是一个会让我喜欢的、对人生有着过人通透看法并能够付诸于自己人生选择的、放浪形骸但内心有着良善内核的、内有苍穹但早已不喜说教的、赶上了好时代一辈子比较顺遂的人间过客。

不过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他都已不重要。按照公告信息蔡生是在睡梦中没有痛苦的仙逝，从知道蔡生去世时，我就隐隐觉得有可能按照他的意愿采取了相对合法的方式完成了有尊严的死亡。网上搜搜发现与我有相当想法的人也不少，可能这也是大家对于蔡生的共同感知吧。昨天晚上正好翻到王晶的视频号聊到此事，王晶说这对蔡生来说也许不算坏事，到了这个年纪，老友们差不多都已经去世，前两年夫人也意外摔伤去世后，他已经没有什么人是能够跟他真正的沟通的了，离开这里跟老朋友们换个地方相聚，可能更加快乐。我深以为然。

偶尔会在抖音之类的平台刷到那种口水流量视频，主题是说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真正说话的人，约莫也跟王晶表达的意思差不多。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让你觉得很烦、甚至会激怒你，其实最聪明的做法不是去想怎么反击对方，而是当这个人不存在，直接忽略掉，有可能直接赶出自己的生活即可。当然，有时候人生会遇到一段时间甚至一生都无法忽略的这种存在，但是将其当做内心一个重要的存在不停地去破坏自己的情绪自然是蠢人的做法。我自然也认为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可以真正说话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人的一生中，肯定会遇到不少人在当下你是觉得可以聊到一种内心很畅快感觉的状态，但是慢慢的你也许会发现，其中大部分人只是顺着你让你觉得你们之间聊的都很畅快，至于TA为什么要这样，自然会有千万种不同的原因；而有些人你们的当下确实是真正的达到了一种畅快的聊天，但是随着时间、距离特别是境遇的不同，逐渐发现失去了这样的魔力；有时候你们会在还没认定已经没了畅快聊天魔力的时候就分开了，所以往往在一段时间后某一方会想念这种感觉而想去重新激活，但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一段过去美好回忆的幻灭。

然而人应该无法永远只把重要特别是需要去处理的现实的事情同自己去沟通，即使你在长跑、游泳、山间徒步的时候得到过多么快乐的独处感受。因为你说的自然是你会认可的，既不会多也不会少更不会相反，这样的沟通永远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为了自欺欺人。如果能做到长期只跟自己沟通的人，大体往往会出现多重人格，也就是俗称的精神病。所以人需要找到几个这样的人，去珍惜这样的人，来度过有涯的人生。

过了哄哄闹闹的青少年时代之后，会发现人生其实是寂寞的，这是每个人的先天后天特异性在每个人的人生长河中累积、打磨、加剧之后造成多重差异性分化越发巨大之后的必然。所以绝大部分人才会不自觉或主动的让自己去趋同、认可、加入某种组织团体等任何具有共同标签形态的人之集合。很多时候不仅仅甚至不是为了利益，是因为害怕这种寂寞。

在社会从奔腾的年代冷却下来之后，人和人的粘黏会自然地减弱，这种孤独感才更加的清晰可见。人们可以如海浪一般拥挤在武康大楼或者路易号的下面，但在这拥挤的人海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内心都难以摆脱这种寂寞的侵蚀，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我不知道如果我身边再无在乎之人之后是否还有生的执念，但在死后发现也无珍视之人或物可相聚才是真正的悲哀。

等待戈多（二）

直到不久的最近，想到“等待戈多”这四个字我的关注点依然集中在“死亡”的上面，当然我也完全没有看过原版到底说的是什么内容，这四个字一直是一个文艺、装逼又带着中二脑残的气质，只不过依稀记得最早提及这个的老师说，人生里面有两件事情需要等待，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死亡，不过后来又有老师告诉我，人生里面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缴税。不管哪个版本，哪位名人说的话，死亡总归是不可避免的一项。从2021年开始，死亡就一直伴随着我。从小把我带大的外公的突然离世、爸爸的癌症离去、近百岁的奶奶或许可以算作的喜丧，每一次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于是常常想起这四个字，开始理解难怪“死亡”是艺术、文学、哲学中的不朽的话题，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大概率伴随强烈的心理痛楚，也会带来更多难以归纳的精神冲击。

这两年开始重新跑步，并且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强度，不过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也是上面所说的某一项难以归纳的精神冲击带来的症状。相比路跑，我更喜欢跑山，可惜上海没有一座像样的山可以跑，想要酣畅的跑，大部分还是靠报名各种越野跑比赛。我不太分的清楚到底是哪一次开始，有时候跑在山间特别是旁边有像样点的峭壁的山脊线的时候，会止不住的想到也许脚下一滑，自己也就在这里结束了。也偶尔会跟人聊天时说到，我死的时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找个山清水秀的山里一跳就结束了。一半是玩笑，一半不是。

但是慢慢的我发现，死亡似乎并不是最痛苦的，等待才是，所以也许等待戈多的终点不在于戈多，而在于等待。我们常常说，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那既然人一定会死，为何会怕，或许除了怕的是何时会死、如何死、死的同步痛苦以外，更多的是以为死亡以外的要素而恐惧死亡。而哪怕忽略掉更重要的死亡以外的要素导致的恐惧，其实何时会死、如何死本身，都会带来很大的恐惧，这个恐惧的起点往往是进入了等待的状态。

你不会因为你、你在乎的人之类的终将死亡而开始恐惧，但如果你或者你在乎的人被正式宣布进入死亡等待，痛苦就会正式站上舞台。也许往往并不是进入死亡等待的本人是最痛苦的，而是在乎这个进入死亡等待的人的人更加的痛苦。当然，这种痛苦除了良善的基于在乎与爱的，也会有基于义务和负担的。无论如何，每一天的面对走向已被宣布的死亡终点、每一天的担心不知这一天何时会以何种方式来到，是比死亡本身更加折磨人的一个过程。死亡是一个极值，而等待死亡是一种极限。

其实除了等待死亡，几乎每一种等待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痛苦。除了等待坏事的到来，哪怕是等待不完全确定的好事的发生，这样的过程照样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折磨。

最后突然想到一个原本当作笑话的事情，前些日子某个学者说过，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后，伊朗不反击反而是对以色列的一种折磨。这么看来，这位看似在说笑的学者的说法还挺有哲理的。

漫谈常识（五）

上周末去跑了厦门同安越野赛byUTMB，在一堆纷纷扰扰但又毫无准确消息的“怪事”和参赛者骂声此起彼伏之下也就这么结束了。赛道难不难不好定论，但突然起来的剧烈升温却是这次所有人的共同困难，三月初的30度气温和湿度，恐怕只有广东海南等省份的人才相对适应一点。挤在最前几排冲出去，第一个CP点之前还在前100，爬完第一个大坡下来发现自己好像也中暑了，心率过高且开始感到冷，只能开始改为徒步模式。补胶补盐丸喝水之类的一阵调整之后，好在没有继续恶化，安心的接受被很多人超越。

早就发现跑步时候看表有一种心态，那就是最关注的并不是过去了多少距离和多少的时间，而是还剩多少距离以估算还有多久能结束。也许跑步本身就是痛苦和寂寞的，才会让人容易以这样的心算去衡量这次跑步的痛苦还有多久多远。当你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那么过了12公里，你会告诉自己，还剩一半不到了，这有时候会极大的鼓舞你，当然如果你这次的跑步很痛苦，那就不是“还剩”而是“还有”一半才能结束。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对自己心态上的影响却是完全相反的，心态又会进一步影响你的肢体体验，螺旋的发生着。由于这次的赛道实在是毫无风景，耳机也早早的就被我摘掉了，在有点中暑反应跑不起来的6、7公里的徒步状态中只能用思考来打发无聊，其实这样的“心算”时刻都在进行着，就像我们的人生，就比如其实我们一直在过着“上半生”和“下半生”，从我们当下的时点来算，下面的人生依然是分为了“上半生”和“下半生”。当然你可以去反驳，说人生因为健康、事业之类的固有属性，是有着相对固定的上半生和下半生的区分的，但是真的如此么？当你不知道一个时间的终点在何处的时候，你又如何去取半呢？也许你觉得你的上半生是在50岁之前或者是退休之前，那你就那么自信自己一定能活过20岁么？如果你在20岁死了，你的上半生是不是应该变成了10岁之前？我们只是在不停的去迫近一个我们不知道准确终点的人生时点，如果你对人生还有所期待，这样的去思考你的人生永远都有上下半生的划分的心算，会让人变得更加乐观。反过来去想，如果一个人40、50岁死了，我们也无需去用“他留在了人生的半途”等等的话语来去表达悲观的态度，他只是到达了属于他的极限点。

后来到了18公里左右的时候，身体稍微缓了过来，又可以开始跑起来之后，经过了一段可落脚范围非常窄的崖边，内心吐槽了一下组委会为啥弄这么一个路径，虽然蓝天救援队的人直接就坐在了这个地方，但毕竟落下去本身和能不能及时获得救援是两回事。这段过去直接就是一个大上坡，上坡时候我在想某一次的跑山坠落了，也就到了我的人生极限点，无法预测，似乎可以规避，那就是不跑山了，想到这里觉得实在是太“体制内”了，不做就没有风险了。但每时每刻有那么多风险都能致死，如何能规避的完？当说话都能“致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不说话了呢？对于有些人、有些时候、有些年代，答案确实是“是的”。

在我成长的年代里面，至少在我的性格所引导的感知下，这个社会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着“冒险”的，也会充分的去报偿和赞扬那些冒险成功的人。但冒险并不代表着绝对意义上的风险，不冒险也不代表着绝对意义上的安全。成功的冒险，特别是成功之后依然能维持比较久的成功，除了各种各样的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外在因素，甚至时代与运气的成份，但最后一定是基于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性，对于这个领域里面的风险有着非常专业的认知，当这样的专业性越高，外人看似的冒险其实并不意味着那么大的风险。而不专业下的不冒险，往往可能充满了风险但不自知，看似反反复复的讨论了各种自认为的风险点，但因为“不专业”，其实往往根本没有覆盖到真正的风险点。而“长期的不冒险”会滋生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甚至更大的主体的麻木和慵懒，长期无法获得切身的风险教育，所谓的风险管控日益流于自我陶醉下的责任规避，愚蠢而不自知。

很多年前看Ray Kurzweil的The Singularity is Near（听说他最近又出了一本叫The Singularity is Nearer的新书）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时觉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之类的还太遥远，但是今年过年彻底在本国引爆了这种趋势，而当年买这本书仅仅是因为singularity这个词，因为我本科数学系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复分析里面的奇点理论。为什么说这么一件事，那就是虽然上面说了，似乎我们看待人生用永远可以继续对后续的人生进行上下半场的划分来获得一定的乐观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函数是没有极限的，当然我这不是说你的人生没有时间终点，只是宇宙包含着奇点，甚至来源于奇点，当奇点到来的时候，一切的“四平八稳”的规划是毫无意义的。用一种“人生后续皆可预计”的出发点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在60后和70后的人生中差不多是可行的，但这是因为恰逢一个特定的上升周期，在青年之后的大部分变化基本都是向上的变化，对于大部分能够或者他们认为已经能够安稳、富足、快乐的进入到自己“下半生”的人来说这不是“规划的胜利”而是时代的副产品罢了，很幸运甚至让80后、90后相当嫉妒，但是这样的代价是用从上世纪初到40年代末的世界极度动荡、以及本国从建国到70年代末的大风大雨换来的。甚至在90年代，几千万认为自己已经终于挤占了一个可以做到退休养老的岗位的人瞬间下岗了。所以，是不是又到了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刻了？

作为时代中的一个人，任何对于时代要变化的抱怨毫无意义，这时候也许只有两个救生圈，一个叫“心态”，另一个叫“选择”。

我们如何平静的与世界相处

最近一两个月跑步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基于我的性格特点，我也会分析我为什么开始不断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是年纪或者经历的累积，也许是从有意识开始在各种自发的或者被动的“竞争”的年限太长了觉得乏味了吧。我在过去的一个单位里面跟领导说过，我的性格里面有一个特点，在对方看来应该算是极大的缺陷，那就是我做某个工作久了，特别是得心应手之后就会觉得乏味，想寻找一点其他的东西“学习”，说是学习其实是为了符合中国文化而进行“润滑”的描述，其实上就是找点新的刺激点罢了。

今早翻看陈丹青的《除非我们亲历》的小册子，第一篇里面他在怀念跟高仓健的过往，里面写到高仓健在日本时候除下自己手上的本人定制版的Rolex给他，而他顺手也就送给了自己的父亲，甚至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块独一无二的Rolex。过年时发送“骚扰祝福”时，意外的发现某位算有着比较久交往、且他本身也算有名的“朋友”，删去了我的微信，虽然对他的脾气和性格有着一定的了解，但也确实让我觉得有点“突如其来”了。

也许这样的意外，加上生活中日常会跟周边亲近之人不断产生的争吵，加速了我对于“争”这个事情的疲乏，从而进入了一个不用太多刻意就可以进入的新的状态，在看到某些谈话的视频的启发下，我称这种状态叫“沙发型人格”。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没有碰到我的核心利益，我不再输出太多我个人的观点；我转而更多的去聆听，当然，我得承认这代表了大部分的观点我将完全不会听进去；我会给予对方更多的认可和鼓励，同样的，我会在我不在乎你说了什么观点的情况下给你这样的结论；对于直面我而来的观点冲突之类的，我的态度是，不在乎、不反对、不争论。当然了，如果场面太难看，下次此人喊我见面，自然是少参加为好了。

为什么我要提陈丹青这个回忆，其实也恰恰是我在跑步时候思考这个问题想到的一个方面。就是实现“沙发型人格”，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性格好，何况咱们这个年纪了，性格早已定型很难有所改变，而我绝对不是一个“性格好”的人。我认为要真正实现平静的与世界相处，核心在于“不期待、不索求”，说白了就是不要去期待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跟权贵相处，不去期待别人给你啥额外的帮助；跟有钱人相处，不去期待他会送你什么值钱玩意；跟有文化的人相处，不期待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才情震撼；跟你觉得比你层次低的人相处，不要想着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什么你在别处得不到的崇拜或可以压榨的价值；跟帅哥美女相处，别指望你随便秀点优越性对方就能乖乖跟你回房间。如此，你自然容易实现去平静的去与世界相处。

当然，这绝对不是你就不需要靠周边的人去实现自己的生存、致富、出名之类的了。在你可以实现这样的心态的情况下，所有的事情的角度就变了，当你自己要做的事情需要时，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然而这种心态会让你很平静，因为你知道别人并不是应该给与你，而你也不是在指望某种不用付出相应对价的赠与，不期待下的对游戏规则的自然遵守，失败时会有失望，成功时会有喜悦，但不至于生活在患得患失、心情被外物过度牵扯的状态下。

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经常跟周围同学说，当一个人让你很恨或者很嫉妒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停地去想着报复他/她，而是去遗忘，当你不停地去恨、去嫉妒的时候，你最终会发现你就变成了他/她的样子，这样的你、这样发展下的世界自然不会是好的。你要做的仅仅是关注你想要的是什么、如何让你自己变得更好去接近你想要的、有需要外部支持的时候平静而坦然的去寻求帮助，大概率你会得到你所冀求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相对是合理范围内的。

大部分的事情，也不是龇牙咧嘴、鬼喊鬼叫就能够得到的，当然按照上面的观点，如果确实需要这样做，也不妨当做一个表演课来完成。至少一个平静的人，会比面目狰狞、眼神飘忽的人要优雅可爱的多，不是么？

Life is just a show，so 别上头。

等待戈多

今天看地图时无意扫到了附近的仁济东院儿中心，想起来最近听到的关于某个公益慈善基金会下面的儿童临终关怀的项目。以前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同事经常说起一句他们那边的俗语，大致的意思是小孩是不太畏惧死亡的，所以玩的疯起来会显得很夸张之类的，不过儿童自然也是对“死亡”有意识的，但是儿童时代的我毫无疑问的跟我现在对死亡的意识差异极大。小时候对死亡的认知是如何呢，我认为跟后来的差异的最大区别在于“纯粹”。小时候脑海中的死亡，没有太多的具象，没有太多的感受案例，没有更多的牵扯，就是一个生物体从此要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比如一个亲人、一个同学或者养的一只宠物。很多时候，一个不太熟悉的亲人的过世，远远不如自己养的小猫小狗的死亡更能让一个孩子伤心欲绝。

随时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死亡也如同其他的各个词汇一样，牵连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所以当这个事件一次次复现在生命中并折射到意识里时，已经远远没有那么的纯粹了。亲人的死亡，不仅仅一定意味着伤心，或者至少说你本人的伤心；有时又意味着解脱，或许是生者的解脱，或许又是生者认为的死者的解脱；有时又意味着一种喜悦，生者可能会因此获得很多他一直想得到的东西；有时又意味着全面防御的开始，意味着社会关系极大的负面变化，意味着生者之间斗争的全面爆发，意味着需要很多很多后续的繁琐的手续的办理等等等等。但这似乎又都不是死亡本身，作为一个自然的规律，死亡依然是那么的纯粹，上述这些复杂性，依旧是人类社会所赋予的。死了，就是死了，什么后续都不会有了。

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过去每次看到“等待戈多”相关的文学或者哲学话题，我都觉得有点矫情，毕竟就如上面所说，自然性里的死亡永远是纯粹的，讨论这个话题有多大的意思呢？随着经历的增长，或者说这三四年自己人生里面负面经历的快速累积，死亡开始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曾经看到过一个问题，大致的意思是既然每个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有些人会说，成就一番事业（无论是权力、金钱、科技等等），让人们在后世都记得我这么个人。且不问真的能做到能够让“世人”记得你的层次的人能有几个，绝大部分人还能记得10年前你们省委书记叫啥么？20年前的中国首富是谁么？除了牛顿、柯西之类的，又有几个科学家的名字能被人记住？又有些人会说，赚够多的钱，让子女过上好日子。可惜大部分情况下，在你还没死的时候，子女们就开始算计你什么时候死，或者怎么快点、多点的拿到你的钱，也许你会心甘情愿，但又让人觉得那么心疼，尤其是如果你赚钱的过程伴随着相当的辛苦和风险的话。

这几年来，我还是觉得死了依然还是死了，关注“后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死亡更多的经历和认知之后，我觉得最大的理解是对于“死亡是一个终点”的反复确信。死了就是死了，任何追求死了之后的追求都没有意义，死亡提醒我的是，死之前的每一天才是死亡的价值。没有死亡，每一天的价值都会被极大的稀释，甚至变得一文不值，没有终点的旅程，才是最令人绝望的旅途，更加无法让人去珍惜和享受当下的每一刻。我高中时候就开始说一个道理，我说我认为“人生苦短”并不对，既然觉得是苦的，那就不会觉得短，应该是“人生苦长”才对。到今天我认为，人生正因为“短”才会越发显得有价值，而不得不被迫失去这样的每一天，才是最苦的根源。既然拥有着这样的、必然终有一天会到达有限终点的、当下充满着不会被稀释的价值的每一天，这样的一天的底色应该是“快乐”才对，而每一天日子里的或有的苦痛也只是去减少和稀释这样的“快乐”，而不是因为这些每一天或有的苦痛就意味着“每一天”从开始的那一刻的“赋值”就是苦难。

2022年5月我爸“突然”（也或者不能用突然来描述）去世的时候，恰逢自身和社会好多事情的并发，一时间之间甚至连悲伤都无法占据大部分的情绪，更谈不上去思考。然而也许正因为这样，就像一个沙漏一样因为一开始并没有彻底的破碎洒落，就会在这几年是不是的因为某些情绪、画面、时间、地点等等的触发而去释放本应在当时集中爆发的思绪，“死亡”成了这几年里面我常常思索的内容。伴随着这些复现，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的发生，我开始越来越不关心其他人的“对我”。对我的态度、对我的评价、对我的成就是否欣赏或羡慕、对我的失意是否嘲笑或宣传、是否会帮我、是否会害我（当然了，还是得保证自己的行为模式下不会招惹到别人导致被害）等等。在一个意外下让我找到了这个心态变化的一个具象，这各状态就如同6月2日那天我的“首野”，彻彻底底的崩溃在了无锡惠山上后面的3个小时。我是在跑，准确的说是走，不知道为了什么，但也不想放弃，但为什么不想放弃也不知道，只知道目标就是走到终点，至于走到终点是为了什么，为了奖牌？为了成绩？为了吹牛？似乎都不是。非常的痛苦，浑身都痛苦，想结束的理由在脑中如弹幕一般刷屏着，而坚持的理由却一个都找不到，或者最多就是那句“来都来了”，但奇怪的是就是一直维持着继续的状态，哪怕两次抽筋各休息了20分钟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慢，因为不是大比赛人少，我在一个多小时，在山中前后一个人都没有，带着巨大的痛苦一个人在前行，但获得了极大的宁静。现在让我回想惠山这次跑野，其实刚结束时逢人便说的痛苦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而这段山中只有痛苦为伴的独行时光，恰恰成了一个愉快的回忆，而这种独行反而是我更喜欢跑野的原因，而非其他的“有趣”、“回归山林”等等等等。在宁海的人山人海、人人争胜的欢腾中，我并没有获得多少快乐，反而在西湖跑山赛因为身体意外有些疲劳并扭伤脚踝开始步行最后10公里后，又获得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宁静山林独行的快乐。

人生的底色也许永远是独行，所以更要珍惜那个愿意陪伴你和你愿意他/她陪伴的人；人生的底色至少目前我认为是快乐，所以如果现在的“每一天”的苦难将你的一天对冲到了痛苦，也不用太悲观，也不用去过多的关注目前“非常”快乐的人，毕竟根据自然的普遍规律，等待每个人的苦难的总量总体是成比例的，仅仅在区间分配上会不一致，在每个主体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加上死亡这个最终的值，快乐与苦难之总和必将为零。快乐时快乐，痛苦时哀嚎，最起码去做做一个真诚对待自己的人。

毕竟到了最后的最后，每一个人的故事里都会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

漫谈常识（四）

除夕跑步的时候选择了听李诞以前的播客，刚开始放的一集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恰好昨天风大且冷，而且最近跑的比较勤快，感觉身体状态再跑一个很长的距离有点费劲，所以中途选择了改为绕世纪公园一周就回到张家浜往家跑了，第一集结束之后自动的进入了新的一集——《如何杀掉一只羊？并活在真实之中》，这集开始之后慢慢的就不再关注今天无法完成一个长距离除夕慢跑，更多的沉浸在这个播客和思考之中了。

内容没什么深奥的，甚至可以说略带一些粗俗。简单来说就是诞总作为一个内蒙牧区长大的人，在这些年各种视频号中看到的基于内蒙为背景的内容，觉得是那么的失真，而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却又因为刷这些久了之后，认为那些才是真正的内蒙。世界在视频类APP中变成了一个大号的迪士尼，我们越来越习惯生活在这些视频所给我们编织的“常识”、“知识”结构中，但事实上这些却与真实的情况相差甚远。

这似乎也是我想写点东西的原因之一——常识的扭曲，而且我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这并不是说每一个UP主都是主动的参与方，但是舆论的引导和金流的分配，足够将无数的人“无意识”的吸引到这个方向上来极大加强这个效应。到了姜某的数学竞赛事件的时候，确实到了我接受的边界，看看满屏满号的“自豪”、对质疑者的冷嘲热讽、官方甚至还出面拱火和提供奖励等等，让我越发的觉得这个国家甚至世界是否已经集体失智。

中国人是特别愿意去相信“弯道超车”的，但是与这个词字面的意思略有不同，我们所说的弯道超车更多是基于某种“突然”的“创造”、通过不同于一般规律下的方式来实现其他国家已经实现的某些发明创造。好一点的情况是来了个“钱学森”，然后以一己之天才实现了超车；不那么好的情况就是通过了“剽窃”、“投机”、“不记成本”等方式来硬行实现某种程度、某段时间上的“并驾齐驱”甚至“超车”。不管怎么说，至少这几年之后，“弯道超车”这个词在我心中已经完全是一种负面的词汇，乍一听到首先是进行怀疑和思辨，而不是感到某些人所期待的自豪而摇旗呐喊，甚至为其买单。

所有的这类“突发”，都对是对某些客观规律的一种忽视，或者说是践踏。基于“投机”甚至“剽窃”的行为，甚至到了一种对于合法性的挑战，这只有在某些“法治环境”恶劣的国家才能被当做一种牟利或者谋取在爱国激情下合法化的可能；程度较轻的情况下，最起码侮辱了对时间和积累的客观性的尊重。比如在姜某的事件中，能引起那么多人广泛认为这件事是真实的基本常识缺陷有，（1）近些年在大学前甚至大部分大学里面数学教学的“解题化”、“脑筋急转化”等风气，让社会对于数学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完全局限在他们自己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程度之内，认为数学不过就是那些师专老师在课堂上整天叫嚷的解题小tips，至于自己不懂的“奥数”就已经是数学的最高层次，但依然只是自己不懂的一些更高级的解题大tips罢了，所以既然只是些tips，那必然可以接受任何看起来没有足够系统教育的“天才”突然掌握了某些tips实现了困难问题的解答；（2）对于专业性的蔑视，说实话在前几眼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某些照片，特别是带着板书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新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一个常年如此“热爱”数学的人，不说板书里面有没有内容上的实质性错误，其板书的“专业性”表象性也应该是一眼可见的。不用说大佬们，你去看看好一点的数学系大三大四学生们的草稿纸，就能看出来巨大的差别，你可以涂涂画画，但是连积分符号都能写的各种不同，那是很难想象的；（3）稍微有些知识的人会说，那不是也有拉马努金这样的业余天才，折服了那么多的数学届大牛，也不说这个故事到底“折服程度”的真实性和范围性有多大，进入现代数学时代出现过几个拉马努金？而且发现他和引导他的人可是哈代，而不是又一个普通大学出来的业余爱好者，还是个开考研辅导班的。

我们国家的教育内容，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很多学科在历史上系统化最初的阶段，而时代早已进入了高度专业化的阶段，这些内容甚至在我们国家很多博士教学中都没有碰触，民众对于科学的现代性理解停留在了比较原始的阶段，这样也为相信“突发”创造了一片热土。就比如对于大模型训练的结果上，在算法能力落后（可以理解为车速不足）、历史发展积累不足（可以理解为车程时间不足）的背景下，无论你吹嘘自己的算法多么有效率（可以理解为车手技巧多高），你的最终积累肯定是落后于更为优异的“车速×车程”的。当然这说的非常不科学且粗糙，但这种就是最基本的常识，而不是那种被辩证法所污染的对世界的似是而非的理解。

漫谈常识（三）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最大利润与通胀水平的认知

毫无疑问，无论我们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早已经进入了逆全球化（Deglobalisation）的进程中。从过去到现在，大部分人的思维都只能缓慢地去适应每一个新常态，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感觉到在这样的过程需要反复地去提醒自己、才能够不断防止进入原有的思维定式。更何况我们这一代人，从开始记事起就恰好伴随了国家从开始工业化、全球化并走向最高点的轨迹，“越来越好”这个潜在预期也深深扎根在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而这也许恰恰造成了这一代人在当下更显得格外悲观。但，无论在哪个剧变的时代里面，具有什么样思维模式的人才能更快速的接受并基于新的常态去思考，才是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我认为恰恰是具有更清晰、更广泛的常识的、同时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快放弃无谓“幻想”的那批人。

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认识到全球化的优势在于：“论点1”——基于专业化下的成本集约性，所以各方都能实现相对的最大利益；这几年，我们肯定在不停的听到或看到各类文章或者短视频，其主要意思是，在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美国就开始了数年难以被抑制的通货膨胀，“论点2”——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回头依靠我国来提供更加廉价的商品才能解决其自身的通胀问题。

这样的观点的背后有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他们理解的全球化是在全球寻找并采购成本最低（当然有各种约束条件下的“相对最低”，既然不是学术论文，不想写的非常啰嗦了，互相理解吧）来实现企业或者国家的利润最大化。如果不是这样操作，那么必然会造成相应的企业成本的提高，并且最终引发对应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上升。正因为我们国家在几乎所有中低档消费品、工业品类上都具有着或者曾经具有着成本优势，所以基于任何的原因不从我们这里采购都是不理性的，最终会导致你国的通胀大幅上升。

这个逻辑似乎没有错，但似乎也不一定对。正如上一段括号中说的，作为一个企业是否采购另一国的产品，除了成本自然会有其他的约束条件，比如环保偏好、双方关系的好坏、甚至你们想说的政治上的出发点等等。但是，如果一个很大的市场A，比如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几乎不再采购一个成本相对最低的市场C的产品之后，是否A国家的企业利润一定会下降？

一般来说，短期上肯定会，但是中长期来说，几乎不太可能，当然这也取决于位于不同价值链中的产品类型。对于A市场中的消费者来说，“具有全球几乎最低价格商品”不再进口之后的情况，就如同在疫情期间需要极高的价格去购买甚至根本买不到的卫生纸一样，某个产品突然涨价或者消失了一段时间，然后出现了新的另一个品牌的同类商品的稳定供货，是贵一点，但也就是贵一点，然而也不可能不用了。于是很快的，这个产品类别在新的供应链、新的价格等要素上稳定了下来，消失的只是原来的供应商罢了。那么利润是否一定会下降？这个问题学过前几节课经济学101的朋友都能回答，只是个刚性与否的问题。就比如卫生纸，一大包贵了2块钱，你就不买了么？

所以但凡只要了解经济学101的原理，只要是成本上升可以通过价格提高来转嫁给消费者的商品类别，在A国供应该商品的企业不太会在销售环节中出现利润率的大幅下降。当然，这会产生为了寻找新的供应商的相应成本，但这是一次性的成本，对于中低消费品而言，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换个角度来说，如果C国提供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中低档消费品、工业品之类的，那么这样的整体切割会造成A国出现一段时间的“找寻”以及重新建立供应链路径的成本，但对于企业长期的利润率来说，很难造成巨大的问题。

那我们来说说更为整体的问题，那就是通胀。在上述的操作下，是否会造成A国的通胀的上升？短期来说，肯定是的，但长期来说，并不一定。

首先，通胀的测算方式是，“第T+1测算周期”里面的一篮子消费品价格指数相对于“第T测算周期”内的一篮子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化”幅度。当A市场不断地取消着对“具有全球几乎最低价格商品”的C市场的采购、或者取消C市场的全部某类或全部类商品的决定是一次性的只不过伴随着过去采购的商品的不断到岸直至全部结束的过程，那么必然的，因为后续采购价格的增加，A国的通胀水平会上升并保持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一段时间。但是正因为通胀测算的是”变化“，当A市场再也不存在C市场的新增商品进入之后，A市场在后续的变化中就没有了”增量“，通胀不再基于这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当然，如果再次大规模采购“价格更低”的产品，A国的通胀水平自然会因为这个“减量”的出现而下降，但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也不是必然就会发生的事情。

诚然，我们天天都在说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但是资本家也会因为政治、爱好、信仰等原因来做出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然而，我们其实始终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实质上来说上面讨论的核心是，即使不采购“具有全球几乎最低价格商品”，资本家也许会付出一些“找寻成本”，但并不一定会影响其长期的利润率。同时，这样的行为在经历过“阵痛期”后，也不一定能长期影响一国的通胀水平。

当然了，能言善辩者也会提出问题，A国的企业和企业之间会发生竞争，如果A国的企业alpha不采购“具有全球几乎最低价格商品”，A国企业beta可以去采购，然后企业beta就有了相对成本优势，最终会干掉企业alpha。没错，但如果A国是通过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整体立法禁止了其国内企业采购C国的产品呢？这样的效应在法治背景下应该就会消失。同时，特别是如果C国的产品基本都是中低档、可替代的产品时，并基于上述关于利润率的讨论，对于A国的绝大多数企业来说，也没有冒着违法的风险去“走私”这些商品的动力。

所以，“可替代性”几乎不与“具有全球几乎最低价格”密切相关，同时更不与“不采购我的产品会造成你国通胀大幅上升”密切相关。用压扁自身产业利润增加的层级来获得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优势，并不一定有效，同时还会负面影响着国内企业和居民利润的获取，从而导致国内消费水平无法提升。比“具有全球几乎最低价格商品”更高的价格不一定会带来产品竞争力、国内消费力的下降，相反的一味通过追寻最低价格来争取国际市场，才可能导致更多的麻烦。

浅谈宏观（一）

2017年开年的时候，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问题，最近偶然翻到发觉似乎依然没有给到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情景：一群强盗计划一起去抢东西，并且约定成功之后将取得的东西平均分配，假设对于抢劫行为本身而言，上述强盗缺一不可，那么怎么去保证每个人都能在抢劫成功后活着领到约定的收益？

既然都是“强盗”，那么自然不会也无法通过“合同性的约定”去保障每个人的安全与分配，更何况在一个丛林社会中，“胜者”制定规则。

问题1：有没有可能性去确定，“多大的利益”会导致团伙之间互相残杀？还有，“多大的利益”会让每个人都满意“平分”之后的结果？

问题2：什么要素会“限制”强盗之间互相残杀？

问题3：每一个强盗如何去决策某一个“活儿”是不是应该参加。

问题4：是否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强盗之间本就应该互相残杀？

问题5：有哪些机制可选以此来控制互相残杀？

这个问题体系是一个丛林法则的外观，但在我的理解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各个层次的市场竞争基本都是从最原始的形态开始的，现在违法的手段在过去很可能是常态化的，甚至是国家所支持的。但即使部分人坚信“赢家通吃”、由胜者来制定全部规则，然而过去的胜者在历史上也不断地转变为了后来的失败者，这是不是会促使至少其中具有学习思考能力的胜者在更全面的历史史观下获得“理智”，基于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失败的前提去制定相对公平、保障输家一部分权益，尤其是生存权的可能性？

其中“问题1”和“问题3”类似于我们熟悉的“风险与收益”的问题；“问题2”则类似于“持续经营”，即，对于一个主业是打劫的人而言，是否维持一个不会随便为了利益就翻脸的“口碑”来保障易于“持续组团”的机会以此来获得长期收益；“问题4”则在于对于市场竞争程度和尺度的选择问题；“问题5”则更多关注于社会管理范式以及经济利益以外是否需要更多关注社会道德等问题。

回过头来看8年前这部分笔记，既有些已经被遗忘的启发，也有不少当时思考尚不完备的部分，这里并不是打算来展开复述曾经的这部分不成熟的想法。毕竟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早已脱离了以最原始的“丛林法则”来管理社会方方面面的状态，特别是在上世纪下半页逐步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国家之间至少不再主要依赖直接的互相残杀、侵占领土和资源、买卖奴役奴隶来开展生产等方式来获得单体国家的发展，全球发展开始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并以资源分布、劳动生产要素效率专业化最大化的出发点自然地开展着分工与合作，国家之间的竞争也逐步的转向了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争夺，而非长期人类历史上的军备上的互相提防与震慑。

诚然，就如我们几乎天天刷新闻时会被灌输的，美国是二战后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利用自己在军事、经济上的绝对实力，制定了二战后迄今为止各方面的国际秩序。这个论述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二战之后，虽然我们在教科书或者新闻旧闻里不断看到听到在此期间发生着很多的局部战争，但真正的大国之间或者不同国与国集团之间的大战没有再次出现、即使是苏联与欧美几十年的对峙，也得在“战”之前加一个“冷”字。伴随着这样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全球相对安全的时期，国际贸易大幅增长、殖民地脱离了原殖民国而独立、全球经济同步向上发展的态势维持了很多年。换言之，是什么控制住了上面几个问题中的“互相残杀”情况的出现，客观来说，我认为还是因为美国所建立的这套全球秩序。

在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英国、葡萄牙、荷兰等，其基于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后需要输出“剩余产能”以及“获得更多生产资料”的考量开始了全球化扩张的步伐，这个过程就是侵占大量的海外土地成为了自己的殖民地，并在当地设立本国亲自管理并配有武装力量的管理机构。但是在二战之后，即使过去传统殖民强国的力量都在战争中被大幅削弱，美国因其各方面优势占据了绝对领先地位（也就是后来所称的“One Polar”），但其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殖民方式来构建美国自己的全球秩序。为什么？

这个答案在“漫谈常识”中也有所提及，首先就是，如果依然使用这样的“派出”管理模式，即建立本国在外国的管理机构并长期驻军，对于美国而言将是巨大的成本和政治负担。毕竟哪怕是作为殖民地的原落后地区，在百年发展下已经不是当年一艘炮舰和几队持枪部队就能够压制和震慑的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数问题。更重要的事，美国基于其当时和后来不断发展的军事、经济、国际同盟的优势，创造了或者说选择了一条更加适合自己的全球秩序及管控方式。

首先，为什么要制定和管控全球秩序？美国在开国之后其实长期使用的就是“孤立主义”，很多人被现在的新闻所影响，认为孤立主义是闭关锁国，这其实大错特错，孤立主义的近义词在我看来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叫“韬光养晦”，再换一个粗鄙点的叫“闷声发大财”。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处，还成为了负担，一个理性的人不应去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就是想去管理世界上所有人、做他们的老大。这个问题就是基于上述“问题1”和“问题3”，成本与收益的问题。人类是自进入了Deep Water时代才开始存在所谓的全球化侵略或者说扩张的可能性的，其目的主要就是经济性的，就是上述所说的，为了“输出剩余产能”和“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源”，当然也肯定包括了一些意图奴役更多人类的心态变态者。那么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是否要使用二战之前传统的物理性的占领，就并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可以不太严谨的来类比，既然是“输出”剩余产能，首先就是（一）贸易规则，（二）运输问题。在美国秩序下，这两个问题都制定了解决的范式。首先，在“漫谈常识（一）”中我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进行贸易壁垒的内生意愿，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战后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来协助也好或者有些人所认为的阴险的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欧洲也罢，分崩离析的欧洲各国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底牌来抵抗美国倡导的打破贸易壁垒的提议，于是在经历了各代协议共同体，比如贸易总协定、OECD之类的，形成了WTO这类目的在于控制全球贸易壁垒并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形成。

在解决了贸易壁垒之后，另一个亟待解决的影响成本、特别是贸易安全性的问题就是“运输”。在美国设定相应的秩序之前，跨洲的运输成本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而大幅减少的，但是运输安全性却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过去不仅仅是有海盗这样的“合理存在”带来运输风险，更有着沿岸国家默许的本国抢劫商船的组织，甚至是国家控制的抢劫商船组织的存在，这些才是多年真正影响远洋货运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二战后的解决，恰恰就是基于美国强大海军的全球投射能力，保证并逐步建立了相关的行为准则：进攻和抢劫商船是不被美国允许的行为。在逆全球化、美国逐步又回归孤立主义、同时部分地区出现较大冲突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某某武装开始几乎无差别攻击路过的商船（甚至都不是抢劫），而还有不少人为这样的行为叫好，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当然了，二战后美国秩序的建立还有一个长期被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美元国际结算垄断地位的确立，或者说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这既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又是一个不是那么难推导的问题。在二战后欧洲货币与经济体系全面崩盘且需要美国来协助经济重建的背景下，依托金本位的Bretton Woods体系应运而生，这时候美元其实作为了黄金的等价物开始成为了整个体系的国际货币。因为这样的几乎不可复制的背景，美元已经成为了国际货币近30年，在这个期间内，对应的美元全球金融结算体系中各种现在耳熟能详的主体和机制逐步建立了起来，并且处理过了不断出现的各种全局或局部经济危机与矛盾，而依然得到了足够信任并证明其有效性。在美国无论以什么原因（已有过于足够的书进行了讨论总结）放弃布雷登森林体系之后，美元依然依托美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实力，虽然不再以黄金等价物但却以法币的身份还是保住了自己全球垄断结算货币的地位。当然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无论哪国都无法放弃美国这么大的“需求”市场。诚然，一个富有的、具有巨大购买力的、资本自由进出的市场对全球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具有长期持久的吸引力，而一个只是具有巨大供货能力的市场，往往最终会导致其他国家的防御心理，并且在历史上不断地被后来的国家所替代。

最后我想用Margin Call里面最长的一段台词作为结尾：It’s just money. It's made up. Pieces of paper with pictures on it, so we don't have to kill each other just get something to eat. It's not wrong. And it's certainly not different than it's ever been, 1901, 07, 29, 37, 1974, 1992, 1997, 2000.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this, it's all just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We can't help ourselves, we just react, we make a lot of money if we get it right, we get left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if we get it wrong.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they always will the same percentage of winners and losers, happy f**kers and sad sucks, fat cats and starving dogs. 

漫谈常识（二）

 快或慢——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层次结构

在上一篇文章中谈及了“产能相对需求过剩”的问题，虽然不能说现下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必然是由政府补贴导致的，但是历史上迭次出现的不同行业的产能过剩一般都伴随着行业促进、出口补贴等政策行为。同时，行业兴衰扎堆般的集中发生也是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问题，客观上会带来政策信任度、资源与资金的浪费、股市异常波动、社会稳定性等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行业枯荣较剧烈的演变与经常被讨论的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在各方面有着较大的不同，更多的是以行业本身的要素变化相关，所以在宏观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都会出现某些行业的剧烈震荡，甚至在经济上升扩张的周期中也会出现某个行业突然衰退接近消亡的现象。

全世界的经济体都会基于经济周期的枯荣演变，不同的学派对这种现象有着大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所想讨论的问题，何况一直都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我们所关注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普遍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似乎还保持了相当的向上的动能，但其实这个问题似乎有着相对明确的解答：（一）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似乎是唯一一个还没有陷入人口结构危机的经济体，在2040年之前美国的人口结构依然会给美国带来足够的适龄劳动力、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居民资本向市场的投入等积极因素；（二）依然有大量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并没有充分的开发，甚至并没有进行开发；（三）美国构建起来的NAFTA（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给美国在世界贸易结构崩塌的当下带来了足够的支撑，特别是墨西哥在人口结构和产业配套上所提供的优势；（四）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处于相对和谐合作的状态，也在明确的逆全球化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维持了在其圈层范围内的经济、航运、科技、军事方面的稳定性；（五）页岩油技术直接将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成为了能源出口国，特别是在NAFTA体系中，该组织已经成为了能源完全自主的贸易区，且均为美国近邻，运输安全性在美国军事投射能力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大风险。

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经常看到或被看到美国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公司欺诈、股价虚高不下等的新闻，但是除了基于流动性传染的经济危机（如次贷危机、硅谷银行等）以外，我们很少听说美国出现这样的不同行业排队集中枯荣的现象。我认为这样的情况，虽然自然与上述五条美国经济维持向上动能的要素有关，但更多的是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

美国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工业革命、全球化的国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时，美国中部很多地区甚至都没有通电，但也并不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或者可以这么去理解，他们还生活在“过去”的范式之中，但也不影响依然可以在这样的模式和产业结构下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固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才会有这样的空间让你“留在过去”并生活的不错。但争论这些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表达的是，正是因为美国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让该国在应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上更有优势。用经常听到的话来说，这可以被称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工具箱里面还有更多的工具”。

其实我们曾经也是这样来调节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我们调整的范式是“城乡经济二元体系”。在我们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之后，城市经济圈层出现过多次经济困难，本质上最终都是利用广大农村和农民来反哺城市，某国内三农问题专家将其称为“提取剩余”。所以两国在这个处理上，似乎很相似，又似乎根本不同，这得基于你从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上去解读这两种平衡经济的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至少我们的调整更多的是基于指令性的、目标明确的去进行剩余的提取，来补贴城市度过经济困难时期，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所以确定的是，农村和农民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当下我们已基本失去了这样的农村经济提供的缓冲区。

正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易于促成美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一）的形成。在统计数据上已经很明确的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地区的生育率普遍是大幅度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广阔的发展在“相对落后”甚至可以说在上一个时代的地区会给整个国家提供更高的人口增长率。而恰恰是我们这些年经济普遍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交通网极大进步，城镇化大幅提高之后，反而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因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联系非常紧密，从而客观上带来了人口增长率的普遍趋同化的模式。我并不是说，反而要转头去切断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联系，这显然又是一种现在普遍流行的极端抬杠的思维。

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对于整个经济体对冲部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是有好处的，同时可以为整个经济体长期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劲”。甚至可以用投资组合理论来解释，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就相当于不同的资产类别，分散化投资更多是理性的选择，而极度强调“统一”、“一致”、“All in”的投资风格，显然更容易造成投资组合价值的大起大落。

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换到社会视角，这就要解决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其实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公平性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当下”，一个是“未来”或者说“机会”。

当下，就是“发展落后”的地区如何获得足够的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资源。首先这就应该是国家社会保障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同时并不是就必须在每个地方都建满学校和医院，而是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让百姓按照自己的需求结构，方便的去任何地方获得相应的医疗或教育资源。

机会，我认为“出生即在罗马”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整天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是无法避免、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只要人口没有迁徙的限制，只要医疗和教育上没有歧视，同时只要在竞争性的资源争取上，比如学校入学条件等，足够的公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愿意或只能沉淀在欠发达地区的人就会沉淀下来，并取得相应的谋生方式且得到了较好的照顾，也不至于天天心生怨念；而想要且能够取得更好资源的人，自由自然地进入了更发达地区从事相应的工作。

其实布朗运动就已经揭示了极致随机的分子运动也构成了稳定的物体本身。而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平衡，我们也不能只关注纸面上可量化的“平衡”，而更应该去释放前面的“动态”。一个系统在足够的自由度下，几乎总能找到平衡点，而过度限制的系统不仅仅能耗极大，当系统最终无法维持在本就无法平衡的状态下时，往往会在释放压力的瞬间带来较大的破坏力。

漫谈常识（一）

在这个无论以任何出位的方式，只要能迅速抓住正在使用手指快速扫过手机屏幕的用户注意力就是胜利的流量为王的年代里，我开始发现自己的思考也开始越来越表面化，并且越来越习惯于不去阐述支撑自己论调的结论背后的逻辑推演甚至事实基础。似乎也越来越习惯只要结论符合某种主流论调，那就根本不需要去解构得到这个结论的过程，更无需去验证相应的事实根据或者理论基础。一句“你懂的”，既省去了啰嗦的麻烦，更能显示出自己的睿智。这些年来，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文化或者说思维模式已经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与政策相关、经济相关、民生相关甚至科研领域的方面都开始被这样的风气所浸润。

一方面，在我们正不断强调发展高科技领域以此来对抗欧美技术封锁而正在努力大规模的扩充积累科技知识，又越来越感觉到充斥在社会舆论群中的大量讨论中普遍缺少了点什么，无论是归因于人文精神、法治精神、某方面的普遍知识储配不足等方面，似乎都不是那么的契合，毕竟普通人的生活不会频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慢慢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似乎现在越来越缺少的并不是“高大上”的知识或者思想，而是开始忽略最基本最质朴的一个要素——常识。

所以在这样的思考下，当我开始对某些论调或者文章的叙述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回归到问题的本源来解构这样的观感产生的原因。这就如同在数学专业里面获得的最核心的训练，理论架构最终应该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公理化体系之上，不然无论这样的理论架构能证明出什么结论，都很难说明这个结论的证明是有效的以及这样理论架构是完备的。而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常识确实会随着时代变迁，但常识也不应该被认为是随时突变的，当然常识更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任何人直接定义。常识就是我们人类社会运行和人与人交往架构的基础，是这个体系的公理组合。

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犹豫，最终我还是决定将这样的几乎每天的思考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反复提醒自己，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改变，保持思考的有效性，同时虽然我的思考不一定对，但也许会对其他人有所启发。这样的记录基于日常碰到的状况而带来的思考，自然不会有什么顺序或者逻辑渐进，仅仅都将其归纳在这样宽泛的大标题之下。

内需相对产能不足的问题——征服与互惠互利的选择

近几年因为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国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原本集中在政府、经济金融、学术等圈子内才会大量讨论的经济术语与经济问题已经充斥在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与日常讨论之中。最近经常听到的词语就是“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输出产能过剩”等等，国内的舆论，特别是短视频舆论中更多的将其归因于欧美打压我们的发展，当然这显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回归理性讨论的范畴，我们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问题产生可能的其他原因以及历史上是否有着同样的故事。

首先，“产能过剩”这个词的范畴应该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生产的某种产品大幅超过了本国的消费需求。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可能有：（一）技术突破，生产率大幅提高，超过了本国的需求；（二）本国本身对这个产品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本身生产这个产品的目的就不是针对本国的需求，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出口海外市场；（三）政策导向或者出口补贴行为，导致了大量生产者集中于这个领域，生产出了超过国内需求的产品，剩余部分用于出口并在出口补贴的情况下在国外市场占据价格优势，从而在理性的企业策略下判断为在海外市场具有竞争力和利润空间的投资决策。

上述（一）和（二）的情况，似乎可以认定是产生“产能过剩”的合理的原因，只要企业是可以自主理性决策的，那么如果超出部分无法在海外市场充分销售并获取合理的利润时，企业自然会选择减少生产，完成供需的相对平衡。那如果一直可以具有“充分的销售并获取合理的利润”呢？只要在目标市场并未采取任何壁垒措施，如禁止销售、加征关税等，那么似乎这样的“国内产能过剩”在海外销售赚取利润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该国的贸易壁垒，那么能够导致减少国内过剩产能并向外销售的因素就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要么是该国企业在这样的压力下依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国内产业并在成本等方面取得优势，侵蚀输出国产业的利润空间；至于出现第三国的相同产业相对于前述输出国更有优势，而战胜前述输出国取代其成为该国在该产品销售目的地国的地位，这站在销售目的地国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一回事。显然，在已经存在具有优势的产品输出国的产品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想通过纯粹的市场竞争来阻止其”过剩产能的输出“自然是有很大困难的，这样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设立一定的产业壁垒政策。

而对于情况（三）而言，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就并不来自于企业本身在市场化行为下形成的优势地位，而是输出国通过自身的补贴行为来实现了所谓的“成本优势”。总体来说，这样的竞争优势会跟生产率的提高关系不大，他国企业也无法通过仿造或者学习或者自发研究相关技术或优化供应链等方式来达到同等的生产率水平。简而言之，就是几乎无法在市场化的行为下，与实施出口补贴国的企业产品进行竞争，也就是新闻中经常看到的“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假设很多国家加入了这样的竞争范式，那么企业的竞争就会演变成国家之间补贴的竞争，这大概率就不会限制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产品领域，最终就会带来各个国家财政货币情况的问题、加剧国家之间因为贸易产生的摩擦甚至仇恨，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战争的行为。二战后逐步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对于补贴的限制，也有一部分基于这样的逻辑。

那么，历史上难道没有同样的事情么？当然有，而且也引发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甚至战争。但我认为可以重点看两种模式，从而对当下的问题有一个可参考的决策出发点。

英国、葡萄牙、荷兰等殖民时期的过剩产能输出。在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这些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普遍在某些领域上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具备了“输出过剩产能”的条件。自然的，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所知的殖民的过程。但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可以发生，其实道理又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科技发展水平的巨大鸿沟。当英国、葡萄牙、荷兰的炮舰开到还在农耕社会的殖民地时，少数装备着火枪等武器的部队就已经可以攻下控制大片的殖民地。显然的，既然领地都已经被征服，输出过剩产能更加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绝对优势下的输出，殖民地的人民对这样的过剩产能输出没有怨言么？何止，甚至是仇恨。

而近现代当日本开始崛起之后，日本也开始向全世界输出过剩的产能，一个欧美早已烂熟于心的祖上已经玩过的老故事了。我们都或多或少的知道，在欧美的反制策略下，日本没有办法继续好处都在我自己的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所以日本提出了“在销售的国家进行生产”的口号，我把厂直接建到我看中的消费市场所在国，将税收、就业这样的“好处”交给对方，以换的消费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必须给让渡好处才给我平等的市场地位，这是不是“丧权辱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任何国家都有保护本国行业的内生动力，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行为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与常识：互惠互利。如果非要上升到“丧权辱国”这样的层面或者无限上纲的“绝对平等”，那自然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行为，但也无法解决相应的矛盾冲突问题。

但是，即便是“在销售的国家进行生产”的理念下，也需要有基本的构架才能推进这样的操作：（一）地缘关系相对和谐，双方意识形态上有着最基本的认可与接纳，或者说不会存在原则性分歧；（二）只有在（一）的基础上，双方才能产生基本的信任，企业放心将如此大的资产放到对方国家，不用担心被国有化、敲诈勒索、以及能够按照合理的程序在合理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分红甚至撤资退出。如果基本的信任没有办法建立，那么就很有可能基于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的案例产生负反馈螺旋，导致信任的基础更为脆弱甚至进入敌对的状态。对于所有比如定义什么是“合理”的程序、“合理”的时间等等，对于进行工业革命后几百年参与到世界各地区发展与冲突中的欧美国家而言，他们选择认为的最好的社会基础是“法治”，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以后也许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回头来看，总结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所有国家都有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企业的内生动力，这是无法苛责的，但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秩序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这样的贸易壁垒的存在，将市场交给企业进行自由竞争。无论任何形式的“输出过剩产能”，都会遭致被输出国或高或低的抵触、抵制甚至仇恨。倘若一国对于另一国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那么也许可以强迫对方接受自己对其输出过剩产能的行为，但在全球化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世界各地区发展总体来说没有如此巨大的鸿沟的背景下，基于国家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来开展企业的贸易生产组织安排应该才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当然，这样的互惠互利的基础，必须是国家之间存在足够的信任基础，这样的信任基础也不会完全由经济利益的大小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