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或慢——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层次结构
在上一篇文章中谈及了“产能相对需求过剩”的问题，虽然不能说现下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必然是由政府补贴导致的，但是历史上迭次出现的不同行业的产能过剩一般都伴随着行业促进、出口补贴等政策行为。同时，行业兴衰扎堆般的集中发生也是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问题，客观上会带来政策信任度、资源与资金的浪费、股市异常波动、社会稳定性等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行业枯荣较剧烈的演变与经常被讨论的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在各方面有着较大的不同，更多的是以行业本身的要素变化相关，所以在宏观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都会出现某些行业的剧烈震荡，甚至在经济上升扩张的周期中也会出现某个行业突然衰退接近消亡的现象。
全世界的经济体都会基于经济周期的枯荣演变，不同的学派对这种现象有着大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所想讨论的问题，何况一直都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我们所关注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普遍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似乎还保持了相当的向上的动能，但其实这个问题似乎有着相对明确的解答：（一）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似乎是唯一一个还没有陷入人口结构危机的经济体，在2040年之前美国的人口结构依然会给美国带来足够的适龄劳动力、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居民资本向市场的投入等积极因素；（二）依然有大量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并没有充分的开发，甚至并没有进行开发；（三）美国构建起来的NAFTA（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给美国在世界贸易结构崩塌的当下带来了足够的支撑，特别是墨西哥在人口结构和产业配套上所提供的优势；（四）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处于相对和谐合作的状态，也在明确的逆全球化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维持了在其圈层范围内的经济、航运、科技、军事方面的稳定性；（五）页岩油技术直接将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成为了能源出口国，特别是在NAFTA体系中，该组织已经成为了能源完全自主的贸易区，且均为美国近邻，运输安全性在美国军事投射能力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大风险。
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经常看到或被看到美国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公司欺诈、股价虚高不下等的新闻，但是除了基于流动性传染的经济危机（如次贷危机、硅谷银行等）以外，我们很少听说美国出现这样的不同行业排队集中枯荣的现象。我认为这样的情况，虽然自然与上述五条美国经济维持向上动能的要素有关，但更多的是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
美国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工业革命、全球化的国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时，美国中部很多地区甚至都没有通电，但也并不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或者可以这么去理解，他们还生活在“过去”的范式之中，但也不影响依然可以在这样的模式和产业结构下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固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才会有这样的空间让你“留在过去”并生活的不错。但争论这些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表达的是，正是因为美国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让该国在应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上更有优势。用经常听到的话来说，这可以被称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工具箱里面还有更多的工具”。
其实我们曾经也是这样来调节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我们调整的范式是“城乡经济二元体系”。在我们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之后，城市经济圈层出现过多次经济困难，本质上最终都是利用广大农村和农民来反哺城市，某国内三农问题专家将其称为“提取剩余”。所以两国在这个处理上，似乎很相似，又似乎根本不同，这得基于你从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上去解读这两种平衡经济的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至少我们的调整更多的是基于指令性的、目标明确的去进行剩余的提取，来补贴城市度过经济困难时期，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所以确定的是，农村和农民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当下我们已基本失去了这样的农村经济提供的缓冲区。
正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易于促成美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一）的形成。在统计数据上已经很明确的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地区的生育率普遍是大幅度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广阔的发展在“相对落后”甚至可以说在上一个时代的地区会给整个国家提供更高的人口增长率。而恰恰是我们这些年经济普遍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交通网极大进步，城镇化大幅提高之后，反而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因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联系非常紧密，从而客观上带来了人口增长率的普遍趋同化的模式。我并不是说，反而要转头去切断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联系，这显然又是一种现在普遍流行的极端抬杠的思维。
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对于整个经济体对冲部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是有好处的，同时可以为整个经济体长期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劲”。甚至可以用投资组合理论来解释，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就相当于不同的资产类别，分散化投资更多是理性的选择，而极度强调“统一”、“一致”、“All in”的投资风格，显然更容易造成投资组合价值的大起大落。
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换到社会视角，这就要解决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其实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公平性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当下”，一个是“未来”或者说“机会”。
当下，就是“发展落后”的地区如何获得足够的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资源。首先这就应该是国家社会保障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同时并不是就必须在每个地方都建满学校和医院，而是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让百姓按照自己的需求结构，方便的去任何地方获得相应的医疗或教育资源。
机会，我认为“出生即在罗马”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整天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是无法避免、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只要人口没有迁徙的限制，只要医疗和教育上没有歧视，同时只要在竞争性的资源争取上，比如学校入学条件等，足够的公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愿意或只能沉淀在欠发达地区的人就会沉淀下来，并取得相应的谋生方式且得到了较好的照顾，也不至于天天心生怨念；而想要且能够取得更好资源的人，自由自然地进入了更发达地区从事相应的工作。
其实布朗运动就已经揭示了极致随机的分子运动也构成了稳定的物体本身。而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平衡，我们也不能只关注纸面上可量化的“平衡”，而更应该去释放前面的“动态”。一个系统在足够的自由度下，几乎总能找到平衡点，而过度限制的系统不仅仅能耗极大，当系统最终无法维持在本就无法平衡的状态下时，往往会在释放压力的瞬间带来较大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