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无论以任何出位的方式，只要能迅速抓住正在使用手指快速扫过手机屏幕的用户注意力就是胜利的流量为王的年代里，我开始发现自己的思考也开始越来越表面化，并且越来越习惯于不去阐述支撑自己论调的结论背后的逻辑推演甚至事实基础。似乎也越来越习惯只要结论符合某种主流论调，那就根本不需要去解构得到这个结论的过程，更无需去验证相应的事实根据或者理论基础。一句“你懂的”，既省去了啰嗦的麻烦，更能显示出自己的睿智。这些年来，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文化或者说思维模式已经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与政策相关、经济相关、民生相关甚至科研领域的方面都开始被这样的风气所浸润。
一方面，在我们正不断强调发展高科技领域以此来对抗欧美技术封锁而正在努力大规模的扩充积累科技知识，又越来越感觉到充斥在社会舆论群中的大量讨论中普遍缺少了点什么，无论是归因于人文精神、法治精神、某方面的普遍知识储配不足等方面，似乎都不是那么的契合，毕竟普通人的生活不会频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慢慢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似乎现在越来越缺少的并不是“高大上”的知识或者思想，而是开始忽略最基本最质朴的一个要素——常识。
所以在这样的思考下，当我开始对某些论调或者文章的叙述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回归到问题的本源来解构这样的观感产生的原因。这就如同在数学专业里面获得的最核心的训练，理论架构最终应该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公理化体系之上，不然无论这样的理论架构能证明出什么结论，都很难说明这个结论的证明是有效的以及这样理论架构是完备的。而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常识确实会随着时代变迁，但常识也不应该被认为是随时突变的，当然常识更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任何人直接定义。常识就是我们人类社会运行和人与人交往架构的基础，是这个体系的公理组合。
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犹豫，最终我还是决定将这样的几乎每天的思考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反复提醒自己，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改变，保持思考的有效性，同时虽然我的思考不一定对，但也许会对其他人有所启发。这样的记录基于日常碰到的状况而带来的思考，自然不会有什么顺序或者逻辑渐进，仅仅都将其归纳在这样宽泛的大标题之下。
内需相对产能不足的问题——征服与互惠互利的选择
近几年因为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国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原本集中在政府、经济金融、学术等圈子内才会大量讨论的经济术语与经济问题已经充斥在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与日常讨论之中。最近经常听到的词语就是“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输出产能过剩”等等，国内的舆论，特别是短视频舆论中更多的将其归因于欧美打压我们的发展，当然这显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回归理性讨论的范畴，我们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问题产生可能的其他原因以及历史上是否有着同样的故事。
首先，“产能过剩”这个词的范畴应该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生产的某种产品大幅超过了本国的消费需求。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可能有：（一）技术突破，生产率大幅提高，超过了本国的需求；（二）本国本身对这个产品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本身生产这个产品的目的就不是针对本国的需求，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出口海外市场；（三）政策导向或者出口补贴行为，导致了大量生产者集中于这个领域，生产出了超过国内需求的产品，剩余部分用于出口并在出口补贴的情况下在国外市场占据价格优势，从而在理性的企业策略下判断为在海外市场具有竞争力和利润空间的投资决策。
上述（一）和（二）的情况，似乎可以认定是产生“产能过剩”的合理的原因，只要企业是可以自主理性决策的，那么如果超出部分无法在海外市场充分销售并获取合理的利润时，企业自然会选择减少生产，完成供需的相对平衡。那如果一直可以具有“充分的销售并获取合理的利润”呢？只要在目标市场并未采取任何壁垒措施，如禁止销售、加征关税等，那么似乎这样的“国内产能过剩”在海外销售赚取利润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该国的贸易壁垒，那么能够导致减少国内过剩产能并向外销售的因素就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要么是该国企业在这样的压力下依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国内产业并在成本等方面取得优势，侵蚀输出国产业的利润空间；至于出现第三国的相同产业相对于前述输出国更有优势，而战胜前述输出国取代其成为该国在该产品销售目的地国的地位，这站在销售目的地国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一回事。显然，在已经存在具有优势的产品输出国的产品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想通过纯粹的市场竞争来阻止其”过剩产能的输出“自然是有很大困难的，这样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设立一定的产业壁垒政策。
而对于情况（三）而言，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就并不来自于企业本身在市场化行为下形成的优势地位，而是输出国通过自身的补贴行为来实现了所谓的“成本优势”。总体来说，这样的竞争优势会跟生产率的提高关系不大，他国企业也无法通过仿造或者学习或者自发研究相关技术或优化供应链等方式来达到同等的生产率水平。简而言之，就是几乎无法在市场化的行为下，与实施出口补贴国的企业产品进行竞争，也就是新闻中经常看到的“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假设很多国家加入了这样的竞争范式，那么企业的竞争就会演变成国家之间补贴的竞争，这大概率就不会限制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产品领域，最终就会带来各个国家财政货币情况的问题、加剧国家之间因为贸易产生的摩擦甚至仇恨，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战争的行为。二战后逐步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对于补贴的限制，也有一部分基于这样的逻辑。
那么，历史上难道没有同样的事情么？当然有，而且也引发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甚至战争。但我认为可以重点看两种模式，从而对当下的问题有一个可参考的决策出发点。
英国、葡萄牙、荷兰等殖民时期的过剩产能输出。在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这些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普遍在某些领域上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具备了“输出过剩产能”的条件。自然的，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所知的殖民的过程。但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可以发生，其实道理又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科技发展水平的巨大鸿沟。当英国、葡萄牙、荷兰的炮舰开到还在农耕社会的殖民地时，少数装备着火枪等武器的部队就已经可以攻下控制大片的殖民地。显然的，既然领地都已经被征服，输出过剩产能更加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绝对优势下的输出，殖民地的人民对这样的过剩产能输出没有怨言么？何止，甚至是仇恨。
而近现代当日本开始崛起之后，日本也开始向全世界输出过剩的产能，一个欧美早已烂熟于心的祖上已经玩过的老故事了。我们都或多或少的知道，在欧美的反制策略下，日本没有办法继续好处都在我自己的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所以日本提出了“在销售的国家进行生产”的口号，我把厂直接建到我看中的消费市场所在国，将税收、就业这样的“好处”交给对方，以换的消费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必须给让渡好处才给我平等的市场地位，这是不是“丧权辱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任何国家都有保护本国行业的内生动力，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行为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与常识：互惠互利。如果非要上升到“丧权辱国”这样的层面或者无限上纲的“绝对平等”，那自然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行为，但也无法解决相应的矛盾冲突问题。
但是，即便是“在销售的国家进行生产”的理念下，也需要有基本的构架才能推进这样的操作：（一）地缘关系相对和谐，双方意识形态上有着最基本的认可与接纳，或者说不会存在原则性分歧；（二）只有在（一）的基础上，双方才能产生基本的信任，企业放心将如此大的资产放到对方国家，不用担心被国有化、敲诈勒索、以及能够按照合理的程序在合理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分红甚至撤资退出。如果基本的信任没有办法建立，那么就很有可能基于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的案例产生负反馈螺旋，导致信任的基础更为脆弱甚至进入敌对的状态。对于所有比如定义什么是“合理”的程序、“合理”的时间等等，对于进行工业革命后几百年参与到世界各地区发展与冲突中的欧美国家而言，他们选择认为的最好的社会基础是“法治”，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以后也许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回头来看，总结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所有国家都有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企业的内生动力，这是无法苛责的，但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秩序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这样的贸易壁垒的存在，将市场交给企业进行自由竞争。无论任何形式的“输出过剩产能”，都会遭致被输出国或高或低的抵触、抵制甚至仇恨。倘若一国对于另一国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那么也许可以强迫对方接受自己对其输出过剩产能的行为，但在全球化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世界各地区发展总体来说没有如此巨大的鸿沟的背景下，基于国家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来开展企业的贸易生产组织安排应该才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当然，这样的互惠互利的基础，必须是国家之间存在足够的信任基础，这样的信任基础也不会完全由经济利益的大小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