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ught is only a flash between two long nights, but this flash is everything."

---Henri Poincare

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

漫谈常识(二)

 快或慢——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层次结构

在上一篇文章中谈及了“产能相对需求过剩”的问题,虽然不能说现下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必然是由政府补贴导致的,但是历史上迭次出现的不同行业的产能过剩一般都伴随着行业促进、出口补贴等政策行为。同时,行业兴衰扎堆般的集中发生也是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问题,客观上会带来政策信任度、资源与资金的浪费、股市异常波动、社会稳定性等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行业枯荣较剧烈的演变与经常被讨论的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在各方面有着较大的不同,更多的是以行业本身的要素变化相关,所以在宏观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都会出现某些行业的剧烈震荡,甚至在经济上升扩张的周期中也会出现某个行业突然衰退接近消亡的现象。

全世界的经济体都会基于经济周期的枯荣演变,不同的学派对这种现象有着大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所想讨论的问题,何况一直都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我们所关注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普遍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似乎还保持了相当的向上的动能,但其实这个问题似乎有着相对明确的解答:(一)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似乎是唯一一个还没有陷入人口结构危机的经济体,在2040年之前美国的人口结构依然会给美国带来足够的适龄劳动力、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居民资本向市场的投入等积极因素;(二)依然有大量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并没有充分的开发,甚至并没有进行开发;(三)美国构建起来的NAFTA(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给美国在世界贸易结构崩塌的当下带来了足够的支撑,特别是墨西哥在人口结构和产业配套上所提供的优势;(四)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处于相对和谐合作的状态,也在明确的逆全球化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维持了在其圈层范围内的经济、航运、科技、军事方面的稳定性;(五)页岩油技术直接将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成为了能源出口国,特别是在NAFTA体系中,该组织已经成为了能源完全自主的贸易区,且均为美国近邻,运输安全性在美国军事投射能力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大风险。

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经常看到或被看到美国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公司欺诈、股价虚高不下等的新闻,但是除了基于流动性传染的经济危机(如次贷危机、硅谷银行等)以外,我们很少听说美国出现这样的不同行业排队集中枯荣的现象。我认为这样的情况,虽然自然与上述五条美国经济维持向上动能的要素有关,但更多的是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

美国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工业革命、全球化的国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时,美国中部很多地区甚至都没有通电,但也并不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或者可以这么去理解,他们还生活在“过去”的范式之中,但也不影响依然可以在这样的模式和产业结构下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固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才会有这样的空间让你“留在过去”并生活的不错。但争论这些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表达的是,正是因为美国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让该国在应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上更有优势。用经常听到的话来说,这可以被称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工具箱里面还有更多的工具”。

其实我们曾经也是这样来调节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我们调整的范式是“城乡经济二元体系”。在我们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之后,城市经济圈层出现过多次经济困难,本质上最终都是利用广大农村和农民来反哺城市,某国内三农问题专家将其称为“提取剩余”。所以两国在这个处理上,似乎很相似,又似乎根本不同,这得基于你从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上去解读这两种平衡经济的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至少我们的调整更多的是基于指令性的、目标明确的去进行剩余的提取,来补贴城市度过经济困难时期,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所以确定的是,农村和农民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当下我们已基本失去了这样的农村经济提供的缓冲区。

正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易于促成美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一)的形成。在统计数据上已经很明确的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地区的生育率普遍是大幅度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广阔的发展在“相对落后”甚至可以说在上一个时代的地区会给整个国家提供更高的人口增长率。而恰恰是我们这些年经济普遍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交通网极大进步,城镇化大幅提高之后,反而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因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联系非常紧密,从而客观上带来了人口增长率的普遍趋同化的模式。我并不是说,反而要转头去切断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联系,这显然又是一种现在普遍流行的极端抬杠的思维。

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对于整个经济体对冲部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是有好处的,同时可以为整个经济体长期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劲”。甚至可以用投资组合理论来解释,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就相当于不同的资产类别,分散化投资更多是理性的选择,而极度强调“统一”、“一致”、“All in”的投资风格,显然更容易造成投资组合价值的大起大落。

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换到社会视角,这就要解决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其实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公平性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当下”,一个是“未来”或者说“机会”。

当下,就是“发展落后”的地区如何获得足够的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资源。首先这就应该是国家社会保障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同时并不是就必须在每个地方都建满学校和医院,而是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让百姓按照自己的需求结构,方便的去任何地方获得相应的医疗或教育资源。

机会,我认为“出生即在罗马”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整天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是无法避免、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只要人口没有迁徙的限制,只要医疗和教育上没有歧视,同时只要在竞争性的资源争取上,比如学校入学条件等,足够的公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愿意或只能沉淀在欠发达地区的人就会沉淀下来,并取得相应的谋生方式且得到了较好的照顾,也不至于天天心生怨念;而想要且能够取得更好资源的人,自由自然地进入了更发达地区从事相应的工作。

其实布朗运动就已经揭示了极致随机的分子运动也构成了稳定的物体本身。而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平衡,我们也不能只关注纸面上可量化的“平衡”,而更应该去释放前面的“动态”。一个系统在足够的自由度下,几乎总能找到平衡点,而过度限制的系统不仅仅能耗极大,当系统最终无法维持在本就无法平衡的状态下时,往往会在释放压力的瞬间带来较大的破坏力。

2024年12月18日星期三

漫谈常识(一)

在这个无论以任何出位的方式,只要能迅速抓住正在使用手指快速扫过手机屏幕的用户注意力就是胜利的流量为王的年代里,我开始发现自己的思考也开始越来越表面化,并且越来越习惯于不去阐述支撑自己论调的结论背后的逻辑推演甚至事实基础。似乎也越来越习惯只要结论符合某种主流论调,那就根本不需要去解构得到这个结论的过程,更无需去验证相应的事实根据或者理论基础。一句“你懂的”,既省去了啰嗦的麻烦,更能显示出自己的睿智。这些年来,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文化或者说思维模式已经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与政策相关、经济相关、民生相关甚至科研领域的方面都开始被这样的风气所浸润。

一方面,在我们正不断强调发展高科技领域以此来对抗欧美技术封锁而正在努力大规模的扩充积累科技知识,又越来越感觉到充斥在社会舆论群中的大量讨论中普遍缺少了点什么,无论是归因于人文精神、法治精神、某方面的普遍知识储配不足等方面,似乎都不是那么的契合,毕竟普通人的生活不会频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慢慢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似乎现在越来越缺少的并不是“高大上”的知识或者思想,而是开始忽略最基本最质朴的一个要素——常识。

所以在这样的思考下,当我开始对某些论调或者文章的叙述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回归到问题的本源来解构这样的观感产生的原因。这就如同在数学专业里面获得的最核心的训练,理论架构最终应该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公理化体系之上,不然无论这样的理论架构能证明出什么结论,都很难说明这个结论的证明是有效的以及这样理论架构是完备的。而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常识确实会随着时代变迁,但常识也不应该被认为是随时突变的,当然常识更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任何人直接定义。常识就是我们人类社会运行和人与人交往架构的基础,是这个体系的公理组合。

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犹豫,最终我还是决定将这样的几乎每天的思考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反复提醒自己,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改变,保持思考的有效性,同时虽然我的思考不一定对,但也许会对其他人有所启发。这样的记录基于日常碰到的状况而带来的思考,自然不会有什么顺序或者逻辑渐进,仅仅都将其归纳在这样宽泛的大标题之下。

内需相对产能不足的问题——征服与互惠互利的选择

近几年因为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国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原本集中在政府、经济金融、学术等圈子内才会大量讨论的经济术语与经济问题已经充斥在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与日常讨论之中。最近经常听到的词语就是“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输出产能过剩”等等,国内的舆论,特别是短视频舆论中更多的将其归因于欧美打压我们的发展,当然这显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回归理性讨论的范畴,我们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问题产生可能的其他原因以及历史上是否有着同样的故事。

首先,“产能过剩”这个词的范畴应该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生产的某种产品大幅超过了本国的消费需求。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可能有:(一)技术突破,生产率大幅提高,超过了本国的需求;(二)本国本身对这个产品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本身生产这个产品的目的就不是针对本国的需求,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出口海外市场;(三)政策导向或者出口补贴行为,导致了大量生产者集中于这个领域,生产出了超过国内需求的产品,剩余部分用于出口并在出口补贴的情况下在国外市场占据价格优势,从而在理性的企业策略下判断为在海外市场具有竞争力和利润空间的投资决策。

上述(一)和(二)的情况,似乎可以认定是产生“产能过剩”的合理的原因,只要企业是可以自主理性决策的,那么如果超出部分无法在海外市场充分销售并获取合理的利润时,企业自然会选择减少生产,完成供需的相对平衡。那如果一直可以具有“充分的销售并获取合理的利润”呢?只要在目标市场并未采取任何壁垒措施,如禁止销售、加征关税等,那么似乎这样的“国内产能过剩”在海外销售赚取利润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该国的贸易壁垒,那么能够导致减少国内过剩产能并向外销售的因素就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要么是该国企业在这样的压力下依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国内产业并在成本等方面取得优势,侵蚀输出国产业的利润空间;至于出现第三国的相同产业相对于前述输出国更有优势,而战胜前述输出国取代其成为该国在该产品销售目的地国的地位,这站在销售目的地国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一回事。显然,在已经存在具有优势的产品输出国的产品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想通过纯粹的市场竞争来阻止其”过剩产能的输出“自然是有很大困难的,这样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设立一定的产业壁垒政策。

而对于情况(三)而言,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就并不来自于企业本身在市场化行为下形成的优势地位,而是输出国通过自身的补贴行为来实现了所谓的“成本优势”。总体来说,这样的竞争优势会跟生产率的提高关系不大,他国企业也无法通过仿造或者学习或者自发研究相关技术或优化供应链等方式来达到同等的生产率水平。简而言之,就是几乎无法在市场化的行为下,与实施出口补贴国的企业产品进行竞争,也就是新闻中经常看到的“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假设很多国家加入了这样的竞争范式,那么企业的竞争就会演变成国家之间补贴的竞争,这大概率就不会限制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产品领域,最终就会带来各个国家财政货币情况的问题、加剧国家之间因为贸易产生的摩擦甚至仇恨,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战争的行为。二战后逐步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对于补贴的限制,也有一部分基于这样的逻辑。

那么,历史上难道没有同样的事情么?当然有,而且也引发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甚至战争。但我认为可以重点看两种模式,从而对当下的问题有一个可参考的决策出发点。

英国、葡萄牙、荷兰等殖民时期的过剩产能输出。在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这些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普遍在某些领域上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具备了“输出过剩产能”的条件。自然的,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所知的殖民的过程。但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可以发生,其实道理又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科技发展水平的巨大鸿沟。当英国、葡萄牙、荷兰的炮舰开到还在农耕社会的殖民地时,少数装备着火枪等武器的部队就已经可以攻下控制大片的殖民地。显然的,既然领地都已经被征服,输出过剩产能更加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绝对优势下的输出,殖民地的人民对这样的过剩产能输出没有怨言么?何止,甚至是仇恨。

而近现代当日本开始崛起之后,日本也开始向全世界输出过剩的产能,一个欧美早已烂熟于心的祖上已经玩过的老故事了。我们都或多或少的知道,在欧美的反制策略下,日本没有办法继续好处都在我自己的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所以日本提出了“在销售的国家进行生产”的口号,我把厂直接建到我看中的消费市场所在国,将税收、就业这样的“好处”交给对方,以换的消费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必须给让渡好处才给我平等的市场地位,这是不是“丧权辱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任何国家都有保护本国行业的内生动力,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行为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与常识:互惠互利。如果非要上升到“丧权辱国”这样的层面或者无限上纲的“绝对平等”,那自然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行为,但也无法解决相应的矛盾冲突问题。

但是,即便是“在销售的国家进行生产”的理念下,也需要有基本的构架才能推进这样的操作:(一)地缘关系相对和谐,双方意识形态上有着最基本的认可与接纳,或者说不会存在原则性分歧;(二)只有在(一)的基础上,双方才能产生基本的信任,企业放心将如此大的资产放到对方国家,不用担心被国有化、敲诈勒索、以及能够按照合理的程序在合理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分红甚至撤资退出。如果基本的信任没有办法建立,那么就很有可能基于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的案例产生负反馈螺旋,导致信任的基础更为脆弱甚至进入敌对的状态。对于所有比如定义什么是“合理”的程序、“合理”的时间等等,对于进行工业革命后几百年参与到世界各地区发展与冲突中的欧美国家而言,他们选择认为的最好的社会基础是“法治”,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以后也许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回头来看,总结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所有国家都有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企业的内生动力,这是无法苛责的,但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秩序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这样的贸易壁垒的存在,将市场交给企业进行自由竞争。无论任何形式的“输出过剩产能”,都会遭致被输出国或高或低的抵触、抵制甚至仇恨。倘若一国对于另一国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那么也许可以强迫对方接受自己对其输出过剩产能的行为,但在全球化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世界各地区发展总体来说没有如此巨大的鸿沟的背景下,基于国家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来开展企业的贸易生产组织安排应该才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当然,这样的互惠互利的基础,必须是国家之间存在足够的信任基础,这样的信任基础也不会完全由经济利益的大小来决定。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

纪念我的父亲

原文于2022年5月22日发于本人管理的微信公众号。

2022521日,小满,上午930分,父亲永远离开了我。

 

父亲在2020年下半年突发胃出血后确诊为了恶性癌症,我将他转来上海仁济开刀,而后化疗半年多他回去老家镇江。后来因为指标一直不太稳定,来来回回上海治疗多次。但在今年4月父亲确诊了癌症转移复发,此时上海处在疫情封城的状态,只好联系转入了东部战区总医院进行治疗,第一次治疗结束,回镇江没几天,病情就开始急转直下,父亲的呼吸逐渐困难,最终离开了人世。

 

父亲出生于50年代,在我02年来上海读大学之后,父亲经常在我面前笑称自己出生在上海松江,他才是正正经经的上海本地人。前几年翻了翻祖父的履历,确实在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担任松江县什么政治部主任,估计大致也真的应该是如此的。后来祖父调到江苏军区,在经历完那个大时代的颠沛流离,最终一大家子大多数人在镇江落地生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在那个大时代里尚未成年的父亲去了河北保定的第三十八军参军,从此部队生活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深深地烙印,任何跟部队相关的事物出现时都能感受到父亲流露出现的明显的喜爱。在这两年左右附近经常来上海治疗的相处中,我注意到他没有戴着我给他的所谓瑞士名表,而是更喜欢戴着一块印着八一的军表。并且父亲连他的微信名字都叫五九式,一直也没有跟他聊过这个五九式是他当坦克兵时候开的59式坦克,还是59式手枪。

 

转业后,父亲也回到了镇江,进了中船体系下这所大学担任职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退休,与工作换来换去的我是截然相反,也不知道他每次听到我说又换工作了是怎样的心情。祖父在部队,而祖母当时是镇江的一个国营老厂厂长,我母亲一直号称自己是这个厂的厂花,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暗箱操作,很木讷的又是刚转业的父亲娶了母亲,生下了我。

 

也许那个年代里工作和家庭基本都混在一起,又是在大学这样的院子里生活,所以小时候的我经常跟着父亲去单位、时常带着我出差,但对父亲的工作却也没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比如,一段记忆是有次父亲带着我出门,在开车的时候前面一辆大卡车的轮子上飞出来一块板砖,砸碎了我们的前挡风玻璃。幸运的是,卡在了方向盘的背后,不然也许很早就要成为一场惨剧;还有一段记忆是父亲跟校长书记之类去了外地出差,然后传来消息他们的车在盘山公路上出了车祸,几乎快要翻下悬崖,后来学校接了他们回来,而我是跑去了校长办公楼前接他。关于父亲工作的记忆都是类似这样的琐碎的片段,没有什么在现在的我看来非常精彩刺激的故事。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也许因为年纪太小就进入部队,也许因为那个大时代错过了读书的年纪,父亲的文化水平在我看来自是不高,而且父亲一直都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更别提善于经营这样的八面玲珑这样的较高技术含量的心眼活儿了。不过小时候有段时间,最期待的是夏天跟着他出差去到千岛湖,坐着船在湖上乘风破浪,父亲会给我买路边的串烤小鹌鹑,晚上坐在湖边看他们跳进湖里游泳,那时候感觉这真是美好快乐的生活,以至于到今天,偶尔出去撸串时候看到烤鹌鹑,还是会想起这些儿时的时光。母亲说过,父亲在三四十岁有段时间身体很不好,但那是当我不想爬楼梯,要他把我抱上楼的时候,父亲依然会背着我爬上五层楼,累到自己气喘吁吁爬不起来,然而我对父亲有这样身体状态的日子一点印象也没有,父亲也没有自己提过。

 

父亲对我读书,几乎从来没有过什么要求,父母都不是喜欢强加他们的想法给我的人,儿子考的好的时候他们也会在外面不加掩饰的自豪的吹嘘,考的不好的时候我也不会感觉到来自他们对我的任何变化。镇江是个小城市,那个时候的镇江更加的小,我就读的小学和初中恰好都在军分区那边,离祖父祖母部队的房子很近。学校和我家就只隔着我父亲就职的大学,大约在小学四年级之后,我就开始自己上学和放学了,风驰电掣的骑车穿过大学校园。我读的学校都没有住校安排,所以那时候中午经常是去祖父祖母家吃午饭。至于为什么有时候让我去那边吃,有时候又让我回家吃,后来年纪大些了想想可能是那时候脾气还比较爆的中青年父亲跟自己的父母会偶有矛盾,闹脾气了我就得回家吃午饭,缓和了我就可以就近去爷爷奶奶家吃饭吧。我有时候在想,也许过几年我也会慢慢的改变,那时候跟父母的关系会亲密起来吧,可惜父亲已经走了。

 

祖父也许是因为经过战争年代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也许是在经过那个大时代之后精神也崩溃过,在我的记忆里祖父很早就瘫在了床上,到后来也确诊了帕金森,那时候母亲经常在祖父那边照顾,我也就常常在那边呆着。祖父在97年的时候走了,我刚上初中,依稀记得父亲说过这样就得有人照顾妈妈,反正后来我们就从学校搬到祖父那边的二楼,一直住到高中或许是为了让我能有个安静的环境准备高考才搬回了大学里面。记忆中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原来脾气火爆的父亲在照顾自己的母亲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温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父亲作为子女中的主要人员来负责照顾祖母,二十多年一直如此。随着祖母年纪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差,父亲没有太多怨言,在父亲退休之后还经常因为晚上在那边值班的姑妈一个电话说感觉老太太有点不太好,父亲半夜穿上衣服就会跑过去,绝大部分情况也只是虚惊一场。这几年估计是考虑到祖母也近百岁、心脏起搏器理论上也快没电了也不适合再开刀换了,父亲会不太适当的说些今年老太太可能不太行了的话。但如今父亲的母亲还健在,父亲已经先走了。

 

我与父亲最大的冲突是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赶上了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唯一一届的高考大综合,并且成功的在大综合中的政治题目上几乎全部答非所问。到了估分填志愿的时候,虽然全国的大学都能去,但那时一门心思只想一辈子搞数学研究的我就想确认自己能不能确保进数学系。几乎一直以来从不干涉我的选择的父亲建议还是填家里熟悉的上海交大,而我觉得选择更有保障的中科大数学系更稳妥,同时觉得相比交大更方便毕业继续申请数学专业出国深造。其实父亲除了这次给了比较明确的建议,也并没有强迫我选交大,而我是自己拧巴在了自己考试失手的悔恨和数学系这个问题上可不自拔,在叫志愿表之前,不停的跟父母争吵,吵到父亲也好多年没有的吼了我。最终我虽理解他们的想法,交上的是那份填了上海交大的志愿表,但从学校回家后,我就躺平彻底绝食了几天,急的父母和家里其他人都来看我。但在这些事情都过去多年之后,父亲也很少去问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选对了之类的,也没人会主动再提那次绝食的事情。大学开学的时候,父亲开着车拖了一堆东西送我到了上海,甚至把我的自行车都运了过来,惴惴不安的看着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离家生活,我看的出来,他们当时觉得我可能很快就要坚持不住了,母亲甚至提出不行就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她来照顾我。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六年半之后,也是父亲开着车从研究生宿舍接走了前一晚散伙饭喝的宿醉的我,为防止我路上继续呕吐,把我在宿舍洗脚的盆也带上了,塞在了我的手里。而那辆已经极度破烂但却一直没有换的自行车,终于结束了它的任期,留在了宿舍的门口。

 

在离开镇江读大学之后,跟父母的交流更加的少了,那时即使假期回到家里,也都是沉浸在网络、恋爱和极偶尔的学习之中,只有偶尔吃饭打开话匣子的情况下,会跟父母说些自己当时的想法,大多数还有些反动,他们也不会过多的去评价,听我慷慨激昂的说完之后,只会在最后补上一句收尾,让我这些话在家里说说就算了,出去就别说了。当时的我是觉得,你们是经历过那个大时代的人,被搞怕了而已。

 

父亲几乎从来没有干涉过我的人生抉择,无论是学习、工作、生活、是否入党、出不出国、恋爱婚姻、信仰、人生规划等等几乎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没有主动干涉过,但在我提出需要帮助的时候,无论多么不易他都会尽可能的去满足我。在如此放任的亲子教育下,我清晰的记得父亲曾经很认真的给过我一个建议,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沉迷。也许因为给的建议实在是太少,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记得太清楚,自认为也认认真真的做到了。无论是对于世俗常说的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等从来都没那么在意,对几乎所有的人、事、物都可以说非常的随缘,也许因为这样,最后只对觉得弥足珍贵。换言之,一个人可以轻描淡写的度过自己无人问津的平凡人生,我也不希望通过刻意的利用和坑害别人来换得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我尚无法断言我的一辈子,而我父亲的一辈子,就是如此度过的。

 

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父亲在每次大家庭聚餐的时候更多成为了一个聆听者,也许他已经不再担心当年那个一心想做学问、没什么自理能力的儿子已经能够自己活下去了,也更不用担心儿子在经济上无法自立还需要他的支援。在他退休的时候我回镇江给他买了套房,是希望改善一下他退休的生活,父亲很开心很认真的装修了这套房子。但父亲这样天生劳碌的性格并没有在住进新房之后过上我希望的每天晒晒太阳喝喝茶,偶尔去做做他喜欢的活动的生活,还是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照顾脾气越来越难控制的奶奶。

 

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虽然在我看来积极乐观到有点傻,乐观到了不求上进;父亲是个不喜欢跟人产生冲突、因为自己的事情麻烦别人的人;父亲是个喜欢存在感,希望自己的定位是对周遭很重要的人,但实际又常常让他失望,但他就一直的这么的相信着,相信奶奶没有他照顾肯定不行,相信单位没有他事情都玩不转,相信整个大家庭没有他就散了。而我却是一个笃信这世界缺了谁都继续转的人,有时候看着他辛辛苦苦的吃力不讨好,我就想说为什么搞这些事情,自己舒舒服服不就得了。以至于在父亲癌症手术当时看起来稳定了z之后,我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你现在是个癌症病人,你化疗完回去也不能再跑去照顾奶奶了。

 

21号早上7点多,母亲打来了视频通话,在点开之前我也大致明白这代表什么,父亲费力的睁大了眼睛看了我一眼,很快就闭上眼头也歪了过去,再喊他时他努力的想睁开但已经不行了,想必之前的努力已经是他最后的气力。今天凌晨我睁着眼,在想父亲弥留的时候想到的会是什么?是想起他在部队的青春年华里驾驶59式坦克的激情岁月?是他转业后娶妻生子的幸福时光?是他这些年在单位中工作的高兴或是不忿?是他照顾他的母亲的这二十多来年的点滴片段么?还是想到了自己儿子并不是跟自己特别亲密的那种遗憾?是对自己离开后老伴失去自己照顾之后的担心?以我对父亲的了解,我觉得他可能还在担心我们,担心所有人的未来,而我多么希望他最后能想到自己人生里面那些最快乐的时刻。

 

父亲其实是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我很少会听到他抱怨,在我经常对很多跟自己无关的事情都忿忿不平的时候,他似乎总是能平和的去接受很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实;父亲是一个用力爱着这个地方、爱着自己的小家庭和大家庭、爱着自己父母的人,在他的想法里,总是别人需要他去做些什么,而不是他希望让别人去帮他做些什么,无论这样自己会多辛苦,我感觉他总是以此为乐。而每次倘若我挑开他的话匣子,问问祖父祖母的经历、问起他在部队的故事,他就会像插上电的吉他一样开始欢快的述说。在他的话里大部分人都是挺好的人,父亲对自己的父亲母亲和整个家庭都充满着自豪,在我面前鲜少去提及那些家长里短的内部矛盾。在他的眼中,并不在意谁混得好谁混得差,只要是他的朋友一旦谈及基本都是热情的口气,跟别人怎样的好,别人帮过他什么等等。哪怕是别人混得好了跟他走得远了,也基本不会听到他的抱怨。自从我毕业之后到香港风波、新冠疫情这些烂事之前,我大约每年都带他们出境转转,每到一个新地方父亲总是充满好奇的到处转悠,而在经历过最初的新鲜感之后,父亲最终得到的结论基本都是这里真的是不如大陆啊,因此也遭受过我不少的白眼。也许是他对生活和家庭的这种近乎单边的热爱,让他有着我难以企及甚至难以理解的包容。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到实在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吹嘘,我眼中的他,是一个努力着、甚至挣扎着想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人。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会下厨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都是我母亲负责了,这几年在家里聚餐时候他常说,等我照顾完奶奶,我就把烧菜捡起来,以后每天做饭给你们吃,如今这已经是父亲对我确定违约的承诺了。

 

以前很多时候我认为我不像父亲,我的人生的大大小小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比父亲更追求世俗的享乐,比他更多一些的能适应这光怪陆离、纸醉金迷、勾心斗角的世界;我也远无法想象自己一辈子只为了家庭里所有人的生活而操心而不关注自己想要的快乐能不能实现,也许父亲最大的快乐就是如此吧。到了这个年纪经历多了、看过很多人和事之后,我又觉得自己离父亲并不远,我远比很多人对利益得失看的淡得多,在心中几乎没有利益得失是真的放不下的;我喜欢真实纯粹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纯粹为了获取利益的交往我往往也很难坚持下去;而且我也跟父亲一样,希望我的存在,对别人、对事情是有增量帮助的,而不是单纯插入一脚分取利益;而当经历的事情已索然无味、关系已腐化变质的时候,无论尚留有多大的利益都可以潇洒地转身离去。我想,看似父亲什么都没有刻意的去教给我,但在共同度过的岁月里生命已经用他的刻刀在我的身上划下了相同的纹路。

 

我的父亲叫蒋卫平,出生于195543日,我,是他的儿子。 

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

不是浮萍的1998

今天又扫了一眼韩寒的《飞驰人生》之后觉得还是更喜欢上一部《乘风破浪》,随意的拖动进度条的时候突然想到,虽然我不知道1998年对韩寒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那时候他应该还没获得新概念一等奖,那如果我回到1998年会是什么感受呢?抛开无聊、庸俗且油腻的“我过我回到10年前,我一定告诉当时的资金赶紧买房”这些想法吧,回到1998年,会是怎样的经历呢?

1998年,我还在初中,上半年初二,下半年初三,如果硬要我回忆这一年我有什么特殊的印象,我只记得这是Michael Jordan最后一次在芝加哥公牛队夺冠,那一年的6月的总决赛是如此难以忘记,几乎可以说无论时隔多少年都能记得,帮主在投进世纪绝杀之后,第二次退役了,成就了我心中的神。这几乎是我唯一能确定是9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翻了一下Wiki里面1998年的大事才想起来,至少有几件事还是有印象的,印尼反华、98年大洪水、Clinton和Lewinsky丑闻等等,其实然而在一个16岁的男孩的世界里面,这些自然都不重要,在哪个时候我既不是那么热爱学习、也没有早恋过,1998年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虚度的年纪,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我甚至很难想起来1998年我是住在原来家里在大学分配的老房子里还是住在爷爷奶奶家。

但无论那时候我在干些什么,坐在十一中那个教室里面的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心中的世界很小很小,从爷爷奶奶家走到学校只需要5分钟这么的小。既没考虑过要靠什么第一第二、也没考虑过未来要干些什么,高中时候吃了猪油蒙了心要做数学家的想法还压根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候数学成绩还处在老师认为你还得上点补习班的档次。最大的快乐可能还是每周有几天可以跟同学一起打打篮球,投几个漂亮的篮。我努力回想了一个下午,也只想起来当时电视台似乎放了中国首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可能偶尔在学校操场狂奔时候会幻想自己未来也可以这么帅气,有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我不知道别人的初二是不是都跟我这样一样的没心没肺,但那时候的我似乎真的是我人生中最没有方向性的状态,你可以说是浑浑噩噩,但一个16岁的小城市男孩,在当时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连电脑都很昂贵的年代,还能要求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甚至连自己的小城都还没弄清楚有多大。那时候我快乐么?我也不记得了,所有的印象只是一片的迷迷糊糊的混沌。

想了半天也没有弄清楚当年自己在干什么和想什么,真的穿越回1998年,我也不知道我会想干些什么。1998年的世界、1998年的大陆和现在似乎完全的不同,你能做的也只能是骑个车子在小城里多绕几圈、多认识两三社会青年、多打几场球或者告诉自己多努努力,但说实话再努力能比现在好多少呢?如果告诉98年的我,未来你的生活会经历凡此种种,应该会充满了恐惧吧。那时的我应该也无法想象自己会是一个如此能折腾的人,无论是后来的读书、恋爱、工作、生活等等。也无法想象自己在36岁的时候,就会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情绪的出现。如果说当年的心理是混沌,那36岁的自己是一种迷茫。而如果是一颗年轻的心,应该又是不屑也不愿承认和说出自己迷茫的。

人意识到自己老了,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每个人的瞬间可能都不太一样,而我的瞬间就出现在2018年,1998年的20年后,突然就是那么一个瞬间,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心中一直认为的那样一个青年了,发梢充满了银色,眉头带着纠结,声音已远不再清亮。20年的时光,让自己从混沌走向了清明,而又从清明走向了迷茫。想想也是没错,如果你一直在混沌中,谈何迷茫呢?只有明白了一些,才会不明白另外一些。王家卫通过电影说过,一个人看不开的无非四件事: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就是看不开“我”。我曾以为我是一个可以看开我的人,但是最近发现也并非如此。人从生到死的路不是一条笔直的线,有些事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已经看开了,但往往只是时间没到,看不开的很多事,也许到了后面的某些阶段,你又能再次领悟和放下。所以,对一件事情的悟,永远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至死方休。

20年前,当我幻想在大学操场上跑步、去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时候,我不会想到现在在电脑前回忆自己前面那么多年感情时候的感觉。两周前倒是因为工作的事情,经过了同济的那片操场,也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面男主角们奔跑的地方,不禁觉得这20年的时光和时代,变化真的太快。快到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过去的时光和过去时光里面的很多事情。

再过20年,我就56岁了,如果退休年龄没被推后,那我离退休就剩4年了。前两年,我还在想着是不是能早点退休算了,而后来发现人也是会变的,真的退休了,人又会充满很多的不甘心。最近每天早上走路去上班,在这半个小时里面,总会有很多的感触,特别是对身边的人的感触。20年过去了,工作也10年了,身边的人在18年算是彻底的换了一波,过去的人突然就断了、离开了、崩了,而我的生活自然就如这个定语一样,只能是我的人生,也只剩下了我。开始接触新的人、新的事情和有点迷茫的新的未来。我不知道20年后的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我,但20年后的我一定会认为现在的我的阶段是一个很有趣或者很关键的阶段。换过20年前的我,一定对自己说些什么加油、奋斗之类的话。而现在的我,内心时常出现的已经不是激情和冲动,而是疲倦、对人的失望和一种不想抗争的顺势而为的慵懒。

1998年的我,应该还没想过自己要去改变过什么,何况都不知道什么需要去改变。后面20年的我,折腾、抗争、努力过,现在似乎觉得,很多事情并非这样就可以改变。人一直会问自己,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终其一生,这个问题我不觉得都会是一样的,也不应该是一样的。波折痛苦时,你想要简单的生活;平淡乏味时,你想要波澜壮阔的斗争;富足美好时,你又怀念奋斗时候的成就感;穷困嫉妒时,你又觉得自己为何命没有别人好。一句舍得,一句放下,看似容易,又是如此的难。一时舍得放下易,一世难。

突然想到一个场景,不是发生在1998年的,但是却不知为何想了起来。在工作之后,我跟成都和重庆真的比较结缘,各种工作时候几乎都去过,突然想起来,跟很多不同的人都在成都中心的天府广场附近的晚上走过或者散过步,说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和话语,而现在几乎所有曾经一起走过这条路的人,都已经离开我的生活有段距离了。如果世人说说人生的真谛在于不断的相聚和不断地分离,那真的希望相识的快乐永远能超过分离的苦楚吧。

所以,如果回到1998年,我只希望自己还是原来那个自己,无知的等待着自己未来的人生,就如同现在的我。

2019年1月1日星期二

再见二零一八

一转眼二零一八年也过去了,如果说二零一七年的几场失意来的都比较突然,那么今年的折磨又像是钝刀子割肉型的。一刀刀在剐,每次倒也不会出很多的血肉,也不会痛的难以忍受,但就这样永远的看不到头。二零一八年最后一场出差来的倒是比较突然,上周六本以为是休息日前一天夜里突然发现有事必须明天去北京出差,遂来了一次北京半日游兼机场一日游。周六晚上11点多,与下午从北京离开时全城拥堵的状态不同,上海道路也已经进入了放假,一路通畅,车速极快的就经过了延安路龙柱。思绪突然就回到了自己空空的脑壳之中,想来在这番风光之下的各种场所里,有多少人正在觥筹交错、有多少人已进入梦乡、有多少人在思考着这一年的得失黯然泪下或者狂喜大笑、又有多少人开始打包行李在这跨年之际离开这个城市。

在这两年里面,留驻在脑海中的已非做了多少的项目、创造了多少利收、抑或提高了什么水平,更多画面是人性。很多人总认为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很多人总以为大家既然在一起那么分开一定要有一个理由、很多人又以为自己在乎的东西就应该是所有人在意的。其实,一切都如这一刻的高架上的我和高架下的他们和你们,无论你是什么状态,其他人都可以是任何一种状态。他们对于你来说并不重要,你对他们来说也似乎根本并不存在。然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当下,就如当日的我自开会地点上车赶往首都机场就开始的毫无思绪的状态一样,木然的看着窗外,无论外面的景色是北京的机场高速还是上海的高架,同样的世界这一刻可以属于你,也会属于任何人,纵然你们眼中的风景完全不同。

对一个这两年思考了太多未来的人,二零一九年也不存在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似乎再往后的几年也不过如此。即便对生活没有了那么多的期待,但只要每一天内自己的状态是开心和投入的,那么每一天都不会存在任何的伤感,因为你来不及悲伤,也不需要悲伤,悲伤是实是属于闲人和懒人的。

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最后都喜欢写点随笔、散文或者杂记什么的,即便过去的文章多么的愤世嫉俗或者充斥着多么庞大的分析和道理。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你的痛苦别人不一定没经历过,你的努力别人也不一定没付出过,你的委屈别人也许每天都在经历,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只要你的人生还在继续,那其实真的也没什么特别的。最值得介怀和纪念的,已然不是今天突然又想通了什么、悲愤了什么、批判了什么,而是那一点一滴、一丝一缕的小场景、小画面和小对话,就如同每一次深夜回到上海时候经常会看到的那个where r u...

最近我常常特别容易留神到路上笑的特别投入的妹子,容貌美点自然赏心悦目,倒是普通也有着特别的感染力。也许是一种生的活力吸引着我,让我知道无论在怎样的寒冬中,总有人在期待着春天、也总有人会看到冬的美好。一颗所谓接近大彻大悟的心,远不如这样的纯真来的让人动容。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也许并不是如此雅致的逻辑所致,仅仅只是因为浸染在黑暗诡谲中,那抹亮色才显得那么的温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