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Steve Jobs曾经说过，消费者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只要按照你的想法给他们你认为他们想要的。iPod、iPhone、iPad都是类似的东西，在Apple发布第一代iPhone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是跟运营商合作发布的，国内使用需要什么卡套之类的东西），但我当时内心是拒绝的，这触屏什么破玩意，电池还不能更换，当时我有个同学弄了一个，我在把玩之后丝毫不觉得惊艳，扔回去之后拿起自己的BlackBerry心想，这tm才是牛逼的手机，你看我这一点就可以回复邮件了。结果呢？公司和产品现在如何不同多说，我从iPhone 3Gs开始，每一代我都买了，还经常不止一部。但是，类似这种完全全新全异（虽然苹果产品使用的科技每代都不是最前沿的，但至少在大触屏手机和多点触控上苹果算是改变了所有人用手机的习惯）的制造需求的产品毕竟还是少数。所以，通过改变供给来制造需求，一般不是在供给的数量上，而在对于供给引导或者贴合需求“结构”的改变之上，通过引导供给来引导需求结构的变化。
还有一种方式也许可以改变需求，那就是“限量”。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都出现过因为限量出现的狂热，这两年年轻人追逐的潮牌们非常恰如其分的诠释了这个情况。我们设想一个问题，假设当你知道一双NIKE的RETRO版本的球鞋只有199双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发现（至少你认为你看到了）好像有5000人在那里抢（即使这鞋丑到你难以理解），而且还愿意付出5倍以上的价格去购买。而如果没有限量这个标签，或者这双鞋也就默默的在角落躺着，只有60个人去买。再回到上面iPhone这个产品，每代iPhone刚开始销售的时候，往往供货量不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至少Apple是这么说的），于是大量的排队侠们出现了并且水货市场可以卖出2倍以上的价格，但当苹果开始大量供货的时候，市场情绪就失去了这种魔力。那么限量（或者说“稀缺”）是否真的制造了“需求”？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制造出来的购买者需求是“产品+因为稀缺带来的各种心理满足”的组合？
顺着这个二元组合的思路（其实在经济学里面已经定义了某些产品之间是配套关系），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房地产需求。盖更多的房子能否制造需求？这个行为本身明显不可能。在2017年中国急速压缩信贷供给之后，虽然地产商开始各种形式的捂盘（信贷收缩其实也使得中国的这些高负债率地产商们无法真正捂盘），但是前几年疯狂的出让市场带来的新房供应量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但我们看到的明显的是地产的需求在17年时进入了一个低点（在落户制度大调整之前），一线城市的交易量迅速变冷，同时出现了豪宅市场继续走暖但原本大家觉得去化“应该”更容易的刚需市场迅速变冷的“不寻常”的分化走势，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房产需求，不是对房子的需求，“房子+配套信贷”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里面填在需求那一端的答案。迅速上升的按揭利率和急速收缩的按揭的规模，将真实需求的另外一半给压抑了，所以交易量自然走向了冰点。在这个市场里面各方需求方的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
- 真正的刚需买家：资金量本来就少，甚至得靠“首付贷”才能凑齐首付，如果后端的按揭获得难度更大并且成本更高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无可承担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线城市的刚需交易里下降那么多的原因。
- 炒房客：在低信贷供给、刚需需求被压抑（即炒房客之前的存货更难出手）的背景下房价的上涨速度放缓甚至有所倒退，炒房客想要获得更高的收益，必然需要更大的使用信贷，然后问题是同样的，这时候信贷难获得，所以这部分的“需求”也被压制，或者向更便宜房价的区域移动（因为更多的需要使用本金交易）。
- 豪宅买家：这部分人是市场的一个异类，他们往往有着更大的现金持有量或者相当好的信贷资质或其公司具有更大的获取信贷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下他们反而会认为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时点，这部分的需求倒是有可能被释放。
- 地产商：如果你常年从事跟地产有关的工作，你自然知道中国的地产商真不是民众认为的那样，他们本质上心态是一种“穷光蛋”的心态，他们决定是否取得一块地的心态往往决定于是否能相应的获得融资—大型“刚需客”。
也就是说，很多的需求不是我们看到的我现在饿了想吃个鸡腿这么简单的结构，很多的需求本身除了最明显的标的物，其互补品的供应更加的重要。在所有的这些里面，最有威力的补充品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元供给”—货币，在房子的例子里就是信贷。
当货币的供给变化的时候（无论是新增或者释放市场中的流动货币总量），无需供给之类的去进行消费结构的诱导变化就可以带来需求的变化，可以释放大量的新的需求，这些在经济学基础里面都解释的很详尽了。新增或者释放流通货币总量，生产领域上可以带来扩大生产的投资性需求；消费领域因为可支配货币的增加，居民消费会出现增量及升级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元供需中，货币供给的增加，几乎势必会制造需求；当然了，在这个关系里面相反的就是，对货币的需求可不一定会制造供给的增加。
而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释放货币对消费量和结构的升级效应都会被一个因素较大的弱化，就是储蓄率，中国人实在是喜欢持有太大的存款量了，导致了一种类似“流动性陷阱”的现象，新增货币会在居民层面过多的“闲置”。
但正因为如此，中国这20年来，基于“存贷比”这个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将老百姓过度储蓄的货币通过贷款的形式乘数式的再次投向流通领域，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金融机构风险日益增加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2017年以来金融领域各类监管政策的走势的核心逻辑之一，首先最简单的一步是减少乘数效应，也就是所谓的金融空转，把层层嵌套的金融同业游戏取消；然后就是面对产生这个投资结构的问题，开始打破刚兑，同时开始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制造更多的金融产品，让老百姓自己去投，输赢自负（也就是打破刚兑），减少金融机构“代为”制造“元供需”而带来的风险，也就是“以投破储”，但是如何能把储蓄逼出这个形态，也许需要接触大规模的投资净值下降或者货币贬值风险预期下的被迫投资，但这里面又会再次与调控地产冲突，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办法；其实最后才是所谓的行业集中度的问题，也就是信贷过多的集中在了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之上。